分手七年後，我在火車站廣場遇到了冇有血緣關係的繼兄和前未婚夫。闊彆已久，他們一個成了從矽穀歸來的科技新貴，一個成了國營飯店最年輕的店長。而我蹲在路邊，手裡拿著鞋油和刷子。目光交彙的刹那，兩個男人的腳步都停滯了。隨後，許墨白下意識將那張驚動了省裡才批下來的文工團特招表塞進西裝內袋。未婚夫陸遠也將費儘周折弄到的進口彩電提貨票藏到了身後。我低下頭，用沾滿黑灰的手指比劃著價格，聲音沙啞：“兩位老闆，擦鞋嗎？兩毛錢一次。”這般卑微的姿態，惹得兩人眼底翻湧起痛楚。許墨白甚至冇忍住，上前一步死死盯著我的凍瘡手：“阿寧，你當初不是發誓，寧願餓死也不給人低頭嗎？”我侷促地把手往身後藏了藏，露出討好的笑：“那時候不懂事，瞎說的。”就像曾經以為非誰不可的愛情，在這一日三餐的溫飽麵前，原來輕賤如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