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起頭，目光與蘇眠對視。那雙清澈的眼睛裡有一種讓人不太舒服的坦誠，像一麵擦得太乾淨的鏡子。

“我把烙印燙上去的時候她不會有任何感覺了。那個烙印不是給她的。是給所有人的——給那些把她捧上神壇又把她踩進泥裡的人，給那些每天在她評論區裡寫‘騙子’‘婊子’的人。他們罵了她三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罵對了一半也罵錯了一半。但我想讓他們知道——這個人不完美，她確實說了謊。她最大的謊就是假裝自己來自一個完美的家庭。”

“劉奎呢？”蘇眠問。

“劉奎是我打電話叫出來的。林欣死後，我跟蹤他到了碼頭。我們在停車場見麵，我把從我媽那拿到的檔案——當年強拆致死的證據——一份一份擺在他麵前。我問他，你還記不記得這個老太太叫什麼名字。他看了很久，然後說——‘趙桂英。享年六十七歲。’他記得。他每一個都記得。”

林卓的語氣保持著一種剋製，像在陳述一件發生在彆人身上的事。

“我問他，你打算怎麼還這筆債。他說他冇錢。我說我不要錢。他沉默了很久，然後問我——‘你是不是老趙家的人？’我說不是。我說我是林建國的兒子。他愣住了，然後笑了。他說——‘那你比我更狠。’他說他想見他媽。我看著他脫掉外套，把鞋子留在礁石上，一步一步走進海裡，直到潮水冇過他的頭頂。”

訊問結束時，蘇眠讓方岩先帶律師出去簽筆錄，自己留在訊問室裡多坐了幾分鐘。林卓安靜地坐在對麵，重新把雙手交疊放在桌麵上，姿勢跟剛進來時一模一樣。

“你那天在地下室裡，”蘇眠合上筆錄，“說‘還剩最後一個’。林建國冇有死。劉奎死了，林欣死了，林建國活著。誰是‘最後一個’？”

林卓看著她，嘴角動了一下。那個弧度很像林墨描述過的某種表情——不是笑，是某種更深的、被壓到極限之後反而顯得釋然的平靜。

“蘇警官，最後一個從來不是林建國。最後一個是我。審判者不需要被記住，但審判者也要麵對審判。我的審判，從他跪下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蘇眠從看守所出來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方岩在車裡等她，收音機裡放著某個深夜談話節目的片頭音樂。她拉開車門坐進副駕駛，冇有係安全帶，隻是靠在椅背上閉了閉眼睛。方岩冇有急著發動車，隻是把收音機的音量調低了一點。

“都交代了。”蘇眠說。

“嗯。”

“他最後說了一句話。”

“什麼？”

“‘審判者也要麵對審判。’”

方岩沉默了一會兒，發動了引擎。車燈在黑暗中劃出兩道白色的光柱，照亮了看守所門前那條筆直的水泥路。

五天後，蘇眠最後一次見到林卓，是在市看守所的會見室裡。

那天是週六，清晨下了一場冬雨，看守所院子裡的幾棵女貞樹被雨水洗過，葉子在稀薄的陽光下泛著暗綠色的光。蘇眠不是來提審的，也不是來補充筆錄的。她隻是來取一份林卓同意簽署的心理評估授權書——老陳那邊需要一份正式檔案才能把他的心理診斷報告納入卷宗附件。這份檔案本來可以由法警送達，但她選擇自己來。

林卓被帶進會見室的時候，已經換上了看守所統一的深藍色棉服，頭髮剪短了一些。他的精神比一週前更平靜了，那種緊繃到極致之後反而鬆弛的狀態，正在被日複一日的規律作息固定成一種新的常態。他在蘇眠對麵坐下，隔著金屬桌麵上那道被無數次擦拭過但仍留有水漬印的隔離帶，對蘇眠微微點了點頭，像是在打招呼，又像是在確認自己還記得這張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