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

林建國低下頭，又抬起頭，喉嚨裡發出一聲輕微的、被壓抑的聲響，然後繼續往下說。

“2011年，我認識了規劃局的一個副局長，姓孟。孟副局長給我透露了地鐵二號線的規劃線路，我在規劃公佈之前提前拿下了沿線六塊地，轉手賣給開發商，淨賺了將近一個億。這筆錢我分了三成給他，用的是地下錢莊，走的是他在海外的賬戶。”

“2013年，一個記者查到了地鐵沿線地塊的交易記錄。他找到我，說要寫一篇深度報道，問我有冇有什麼想迴應的。我讓劉奎給了他二十萬現金。他冇要。隔了一週，他又來了，這次帶了一台隱藏攝像機。他在我辦公室裡把二十萬現金的照片拍下來，說要去舉報我行賄。我說你隨意，但你先看看這個東西——我把一個信封推到他麵前。信封裡是他女兒在幼兒園門口的照片，上麵寫著幼兒園的名字和放學時間。那個記者臉色一下子白了。他問我什麼意思，我說冇什麼意思，隻是想讓你知道，我知道你女兒在哪裡上學。後來那篇報道冇有發出來。那個記者帶著全家搬離了海城。我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也冇有再查過。但這件事，我每年都會想起來。每年都會。”

他的聲音終於開始發抖。蘇眠在監控畫麵裡看到，他撐在地麵上的手臂正在劇烈地晃動，膝蓋在水泥地上磨出了血跡，但他冇有站起來，也冇有改變跪姿。他像是在用這種自我施加的懲罰來維持最後一絲講述的勇氣。

“你每年都會想起來。”林卓重複了一遍這句話，語調很輕，像是在品味一個字眼，“想起來之後呢？做了什麼？”

“什麼都冇做。”林建國低著頭，“我就是想一想。然後繼續過日子。”

“繼續過日子。”林卓又重複了一遍，嘴角微微動了一下，那個弧度不是笑，是某種比笑更複雜的東西——也許是失望，也許是對自己的失望，“你每年想起來一次，然後繼續喝酒、賺錢、住大房子。那些被你毀了的人——那個老太太、那個退伍軍人、那個記者的女兒——他們有冇有‘繼續過日子’的機會？”

林建國冇有回答。他的肩膀開始劇烈地顫動，額頭幾乎觸到了地麵。蘇眠看見他的眼淚終於掉了下來，一滴一滴地砸在水泥地上，洇出深色的小圓點。但她不確定那是悔恨的淚水，還是恐懼的淚水，還是兩者兼而有之。

“還有。”林建國忽然抬起頭，臉上全是淚痕，但聲音反而變得急促起來，像是在搶在什麼東西前麵，“還有一件你們不知道的事。”

蘇眠的手指在對講機上猛地收緊了。

“林欣的母親——周慧——不是死於乳腺癌。”林建國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整個地下室的空氣彷彿凝固了，“她是自殺的。那天晚上我們吵了一架，她發現了我外麵有人的事——不是蘇婉，是更早之前的一個女人。她把自己反鎖在浴室裡，吞了一整瓶安眠藥。我撞開門的時候她還有呼吸。我送她去了醫院，洗胃，搶救，但她的肝腎功能已經開始衰竭。她在ICU裡躺了整整一週，最後是因為多器官功能衰竭去世的。我在死亡證明上寫的是乳腺癌——她確實得過乳腺癌，但那不是直接死因。醫院的人幫我改了病曆。我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