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轉過身，看著方姐：

「這些時候，他在哪？他在給白曼麗買公寓，在轉股份給她，在陪她參加酒會。現在他說等我，不過是發現我變好了，有價值了，不是那個任他拿捏的紡織廠女工了。」

「這種回頭，我不要。」

回深圳後，我收到了傅硯辭的信。

信是從海城寄來的，厚厚的，寫了十幾頁。

他說白曼麗從來冇有住進他家，靜安花園的公寓是借給她住的，她去年已經嫁人了，嫁給一個香江商人。

他說公司的一半股份已經收回，白曼麗隻拿了分紅，冇有決策權。

他說這三年他一直在找我，去過深圳、廣州、珠海，甚至去了燕京。

他說他知道錯了，求我給他一個機會。

我把信燒了。

灰燼落在窗台上，被風吹散，像一場遲來的雪。

1994年，我升職為技術部經理，年薪五萬。

我買了套小兩居，把父母從老家接來住。

父親有肺病，深圳的空氣好，適合養病。

母親問我：

「紅霞，你也不小了，什麼時候找個對象？」

我說：

「不急。」

「怎麼不急？你都二十八了！」母親歎氣，「當初那個傅硯辭，雖然對不起你，但好歹人模狗樣的。你現在這個條件，找個更好的不難吧？」

我想起傅硯辭信裡的話，他說他在等我。

等什麼呢？等我功成名就，回去繼續做他的賢妻良母？還是等我心軟，原諒他當年的背叛？

我不會。

1995年，公司來了一個新的技術總監，叫江嶼，從美國回來的，三十出頭，高大挺拔，說話帶著輕微的南方口音。

他第一次開會，就推翻了我們部門的一個方案。

「這個設計思路太保守了，」他說，「我們要做的是下一代產品，不是修修補補。」

我站起來反駁：

「江總監，這個方案是經過市場驗證的，客戶認可度高。盲目創新風險太大。」

他看著我，眼睛很亮：

「高經理，你做過市場調查嗎？你知道客戶明年需要什麼嗎？」

「我不知道明年，但我知道今年。」

「今年已經過去三個月了，」他說，「我們要做的是預測未來，不是複製過去。」

我們吵了半個小時，最後各退一步，方案折中。

會後，他在走廊裡攔住我：

「高紅霞？我聽說過你。」

「聽說什麼？」

「聽說你是從普工乾起來的，三年做到經理，」

他笑，「我很欣賞你。」

「謝謝。」

「但我欣賞的不是你的資曆，」他說，「是你剛纔反駁我的樣子。很多人不敢跟上司爭論，你敢。」

我看著他，突然笑了：

「江總監，你是不是覺得，誇我兩句，我就會支援你那個冒險的方案？」

他也笑了：

「不，我隻是想請你吃頓飯，討論一下怎麼折中。」

我們去了公司附近的大排檔，吃砂鍋粥。

他跟我說他在美國的經曆，說矽穀的創業公司，說互聯網的未來。

「高紅霞，你有冇有想過自己創業？」他問。

「想過，冇錢。」

「我可以投資，」他說，「我觀察你半年了，你技術過硬，市場嗅覺敏銳，缺的是資本和平台。」

「為什麼幫我？」

他放下筷子，認真地看著我：

「因為我喜歡你。不是上司對下屬的欣賞，是男人對女人的喜歡。」

我愣住了。

「我知道你有過去，」他說，「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現在和將來。高紅霞，給我一個機會，也給你自己一個機會。」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想起傅硯辭，想起他說「你懂事一點」時的冷漠，想起我在雪地裡等他時的心死。

我也想起江嶼，想起他說「我欣賞你反駁我的樣子」時的眼神，明亮而坦蕩。

第二天，我答應了江嶼的約會。

不是因為我需要依靠，而是因為，我想試試，被尊重、被欣賞的愛是什麼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