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四年（1749 年）的深秋，翰林院的銀杏葉落了一地金黃，劉墉穿著一身嶄新的正七品補服，拿著吏部簽發的任職文書，走進了翰林院的編修廳。廳裡靠窗的位置已經給他留好了，案上擺著一疊厚厚的卷宗，旁邊坐著的老編修周士楷見他進來，笑著招手：“劉老弟，可算來了！這些是去年的地方史誌初稿，你先看著，有不懂的隨時問我。”

劉墉連忙拱手道謝，坐下後卻沒急著翻卷宗，而是先仔細打量起周圍的環境：牆上掛著 “嚴謹治學” 的匾額，其他編修要麼埋首抄寫，要麼對著文稿輕聲討論，連翻紙頁的聲音都透著一股規整勁兒。他想起父親劉統勛 “翰林院是學本事的地方” 的叮囑，悄悄把案頭的毛筆蘸飽墨，又鋪好一張空白紙 —— 不是要寫什麼，是準備把遇到的疑問都記下來，免得漏了關鍵。

剛開始接觸的工作，是整理地方呈上來的史誌初稿。這些初稿裡，有各地的沿革、風俗、物產，還有歷任官員的政績記載，字裡行間卻藏著不少 “門道”：有的地方為了顯政績，把 “蝗災減收” 寫成 “輕災無傷”；有的把民間傳聞當史實，說 “某山有神仙顯靈”；還有的連地名都寫錯，把 “濰縣” 寫成 “維縣”。劉墉翻到山東諸城的初稿時，心裡一緊 —— 裡麵寫 “康熙五十九年，諸城大旱，百姓流離”，可他記得祖父說過，那年雖旱，卻因提前開倉放糧，百姓並未流離。

他沒急著下筆修改，而是先去翰林院的藏書閣，找出康熙五十九年的《山東通誌》和諸城知縣的奏摺抄本，一頁頁核對。果然，奏摺裡寫著 “五十九年夏旱，發常平倉糧兩千石，設粥棚四處，民無流散”。確認無誤後，他纔拿著初稿和史料去找周士楷：“周前輩，這諸城的旱情記載似有偏差，我查了當年的奏摺，實際並無百姓流離，是否該修正？”

周士楷接過文稿看了看，又翻了翻他遞來的史料，讚許地點點頭：“你倒是細心！這地方史誌看著是瑣事，卻關係到後世修史的真假，半點馬虎不得。很多新人要麼直接照抄，要麼憑著印象改，像你這樣先查史料再開口的，少見。” 說著，他拿起筆，在初稿上圈出錯誤處，“你按史料改，改完後再給我過目。”

劉墉心裡鬆了口氣，回去後一筆一劃地修正，連標點符號都仔細核對。改完後又通讀三遍，確認沒有遺漏，才送到周士楷那裡。周士楷看了後沒挑出錯，反而指著其中一段 “諸城濰河水利” 的記載說：“你這段補充得好，把濰河灌溉的畝數寫清楚了，比原來的空泛描述實在多了 —— 你是諸城人，對家鄉的情況果然熟悉。” 劉墉聽了卻沒驕傲，隻是說：“也是多虧了以前在家鄉常聽長輩說這些事，往後其他地方的記載，我還得多查史料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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