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一年（1746 年）的夏天，濟南府的空氣裡都飄著一股緊張勁兒 —— 這年是鄉試之年，來自山東各府縣的考生，背著行囊、提著書箱，擠爆了城裡的客棧。二十五歲的劉墉也在其中，他穿著一身半舊的青布長衫，手裡攥著父親劉統勛託人捎來的 “鄉試須知”，站在貢院門口，看著那扇朱漆大門，心裡既期待又發緊。

出發去濟南前，諸城的鄉鄰都覺得他必能高中 —— 畢竟劉墉的學問在當地早已傳開，連濟南來的老儒都誇他 “把書讀活了”。劉棨更是特意把他叫到書房，遞給他一方祖傳的端硯：“這硯台陪了你曾祖父、祖父考科舉，如今交給你，盼你能穩穩噹噹，不負這幾年苦讀。” 劉墉當時點頭應下，可真到了貢院門口，看著烏泱泱的考生，他才明白 “紙上談兵易，臨場應考難”—— 光有學識不夠，還得扛住考場的壓力，摸透考官的心思。

鄉試分三場，第一場考 “四書” 文，第二場考論、判、詔、誥，第三場考經史策論。第一場進考場時，劉墉還算鎮定，他按著平日裡的習慣，先把題目仔細讀了三遍 —— 考題是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不算生僻，他心裡鬆了口氣，鋪開紙、磨好墨，提筆就寫。可寫著寫著，他忽然停了筆：往日在家寫文章，他總愛結合民生實際談見解，比如講 “義利之辨”，會提祖父在四川減賦、父親在京城舉薦賢才的事，可考場上的文章講究 “代聖賢立言”，得緊扣經書原文，不能太 “跳脫”。

他猶豫了片刻，還是按自己的思路寫了下去 —— 他覺得 “義” 不是空泛的道理，是為官者不貪百姓的粟米，是讀書人不圖虛名的踏實，若隻在紙麵上繞來繞去，寫出來的文章不過是 “繡花枕頭”。可寫完回頭一看，又覺得段落間少了些 “經書氣”，心裡隱隱有些不安。

第二場考論和判，劉墉倒覺得順手。論題為 “論治道之要”，他結合《資治通鑒》裡的治國案例，條理清晰地寫了 “任賢、恤民、重法” 三點；判題是一樁鄰裡爭地的案子，他依據《大清律例》，把法理說得明明白白，還加了句 “判案當求公允，更要解民之困”，寫完自己都覺得妥帖。

可到了第三場考經史策論，意外卻來了。策論題是 “論河防之策”，考的是如何治理黃河水患。劉墉雖在書裡讀過歷代治河的記載，也知道山東黃河段常有水患，可他沒親眼見過黃河，更沒參與過治河實務，隻能憑著史料裡的 “疏堵結合”“修堤固岸” 來寫，寫著寫著就覺得底氣不足 —— 那些紙上的辦法，到底能不能用到實際裡？會不會跟當地的地形、水情不合？越想越慌，筆鋒都亂了，最後勉強湊完字數，放下筆時，手心裡全是汗。

三場考完，劉墉走出貢院，心裡沒了來時的底氣。同住一家客棧的考生，有的眉飛色舞地說自己 “文思泉湧”，有的湊在一起對答案，劉墉卻隻是坐在窗邊，翻著自己帶的《河防一覽》，心裡琢磨著策論裡沒寫透的地方。

等放榜那天，濟南府的貢院外牆下擠滿了人，劉墉擠在人群裡，從榜頭看到榜尾，眼睛都看酸了，也沒找到自己的名字。他愣了半晌，才慢慢擠出人群，走到護城河邊，看著河水發獃 —— 不是不難過，畢竟這幾年的苦讀，滿心盼著能有個結果，可更多的是清醒：他終於明白，自己的學問還差著一層 —— 經史讀得再熟，若沒經過世事打磨，沒見過真實的民生疾苦，寫出來的文章、提出來的對策，終究是 “隔靴搔癢”。

回諸城的路上，劉墉沒像其他落榜考生那樣唉聲嘆氣，反而拿出隨身攜帶的本子，把鄉試裡的不足一條一條記下來：“四書文需兼顧‘聖賢意’與‘己身見’，不可偏廢”“策論需多查地方方誌，知各地實情，不可隻憑史書”“臨場需沉住氣，莫因心慌亂了章法”。

到家那天，鄉鄰們見他空著手回來，都有些尷尬，劉棨卻沒提落榜的事，隻是讓廚房燉了他愛吃的雞湯，說：“考科舉就像種地，頭一茬苗長不好，不一定是地不行，可能是播種的時機、澆水的分寸沒拿捏好。你這趟去濟南，見了世麵，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比中舉還值。”

劉墉看著祖父溫和的眼神，心裡的失落漸漸散了。他拿出那個記滿不足的本子，對劉棨說：“祖父說得對，這次沒中，不是學問不夠，是我太想‘穩’，反而丟了自己的長處；也太‘書生氣’，沒懂考場之外的‘實情’。下次再考，我定要補上這些缺。”

那天晚上，劉家書房的燈又亮到了深夜。劉墉把鄉試的文章找出來，逐字逐句修改，在 “河防策論” 的旁邊，特意批註：“他日若有機會，必去黃河邊看一看，知水情、懂民心，方能寫好‘治河’二字。” 窗外的蟬鳴還沒歇，可他心裡卻沒了夏天的燥熱，隻有一股踏實的勁兒 —— 這第一次科舉的波折，沒打垮他，反而讓他看清了 “仕途之路” 不是一條筆直的道，得一步一步走，一點一點補，才能走得穩、走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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