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年（1741 年）的春天，諸城劉家的書房裡多了個新規矩 —— 每天午後，劉墉都會把自己關在屋裡，桌上攤著《史記》《漢書》，手邊放著祖父留下的批註本，連吃飯都要丫鬟在門口喊三遍才肯出來。這年他二十一歲，早已不是那個需要長輩督促的少年，眼裡多了幾分對學問的執拗，連父親劉統勛寄來的信裡都忍不住叮囑：“讀書需勞逸結合，莫要累壞了身子。”

劉墉卻沒把這話放在心上。自從二十歲那年立下報國誌，他就知道，光有誌向不夠，得有真學問撐著 —— 將來若要治國平天下，經史子集裡的道理，就得像刻在腦子裡一樣清楚。以前讀《論語》《孟子》，是懂 “做人的規矩”；如今讀《史記》，是學 “做事的章法”—— 他讀《項羽本紀》，會在紙上畫楚漢爭霸的地圖，琢磨項羽為何會從 “破釜沉舟” 的英雄，變成 “烏江自刎” 的敗者；讀《蕭相國世家》，會反覆批註蕭何 “鎮國家、撫百姓” 的舉措，想著將來若到地方任職，該如何借鑒這些辦法。

有一回，他讀到《史記・酷吏列傳》，看到張湯為了辦案不惜羅織罪名，氣得拍了桌子，在頁邊寫下：“為官者當以百姓為念，若隻圖邀功，與豺狼何異？” 這話被來串門的族叔劉墱看見，忍不住勸他：“史書裡的事，看看就好，何必這麼較真？” 劉墉卻搖搖頭：“史書是前人的鏡子，若是連對錯都分不清楚，將來怎麼敢當‘父母官’？” 劉墱被他問得啞口無言，後來跟人說起這事，總說：“墉兒這股子較真勁兒，倒像極了他祖父年輕時。”

除了讀史，劉墉對 “經” 的鑽研也到了癡迷的地步。他讀《詩經》，不隻是背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還會查諸城當地的民謠，對比詩裡的風土人情；讀《禮記》，會對著家裡的族譜，琢磨 “禮” 對家族、對社會的意義。有一年冬天，他為了弄明白《尚書》裡 “允恭克讓” 的含義，特意寫信給京城的父親，還託人去濟南府的藏書樓借了三種不同的注本，對著批註逐字逐句琢磨，直到臘月三十晚上，纔在油燈下理清思路，在紙上寫下：“‘恭’是對百姓的敬畏，‘讓’是對同僚的謙和，為官者若能做到這兩點，何愁治不好一方？”

乾隆八年（1743 年），劉墉的學問在諸城已經小有名氣。有個從濟南來的老儒聽說他精通經史，特意上門挑戰，提出要跟他 “辯經”。

到了乾隆十年（1745 年），二十五歲的劉墉已經把劉家書房裡的經史子集讀了大半，光批註就寫了十幾本。他不再滿足於 “懂道理”，開始試著用經史裡的知識解決實際問題 —— 村裡有人因水源糾紛鬧矛盾，他就引用《周禮》裡 “以水為利，以濟萬民” 的說法，幫著製定分水規矩；族裡有家貧的子弟想讀書卻沒錢買紙墨，他就仿照《漢書》裡 “鑿壁偷光” 的故事，組織大家共用書房、共享書籍，還自掏腰包買紙墨送給他們。

這年秋天，劉統勛從京城回家，看到兒子桌上的批註本，隨手翻開一頁，正好是劉墉讀《資治通鑒》時寫的：“治國如治家，需先明百姓之需，再定施政之策，若隻憑意氣用事，縱有經史之才，亦難成大事。” 劉統勛看完，忍不住點點頭，對妻子單氏說：“墉兒的學識，已經比我當年這個年紀時紮實多了，明年的鄉試，他該去試試了。”

劉墉正好從外麵進來，聽見父親的話，眼神亮了亮。他走到書桌前，拿起那本寫滿批註的《史記》，輕輕摩挲著封麵 —— 這五年的苦讀，不是為了虛名，是為了將來能拿著經史裡的智慧，去幫百姓、去做實事。窗外的白楊樹葉子又落了，可他心裡卻像燃著一團火，知道自己離 “報國誌” 又近了一步 —— 而這紮實的經史學識，就是他邁向科舉、走向仕途的最硬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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