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 年）臘月廿八，京城的雪下得緊，翰林院的迴廊積了厚厚的一層雪，劉墉踩著雪水，手裡捧著一份摺疊整齊的奏疏，站在紫禁城午門外的台階下，心跳得比往常快了幾分 —— 這是他第一次給皇帝上奏，奏疏裡寫的，是關於 “疏浚漕運河道、平抑南北糧價” 的建議，字字句句，都來自他這大半年的觀察與思考。

前幾日，阿克敦看了他整理的《經史與時政劄記》，特意找他談話：“你對漕運、糧價的看法很實在，與其隻在翰林院內部討論，不如寫成奏疏呈給皇上 —— 雖你隻是個從七品編修，但若所言有理，皇上未必不會重視。” 劉墉當時又驚又喜，驚的是自己人微言輕，怕奏疏遞上去石沉大海；喜的是終於有機會把經史裡的智慧、市集裡的民生，真正遞到朝廷麵前。

回到書房，他對著空白的奏疏紙，卻遲遲不敢下筆 —— 奏疏不比劄記，既要言辭嚴謹，又要貼合時政，不能有半分虛妄。他先把之前記滿京城見聞的本子攤開，從 “王府井市集糧價記錄”“漕運小販訪談” 到 “康熙朝靳輔治河奏疏摘抄”，一一梳理；又翻出《尚書・禹貢》《資治通鑒・漕運篇》，確認經史依據；最後還找紀昀和王爾烈幫忙斟酌，紀昀提醒他：“奏疏要‘急民之所急，言君之所需’，別堆砌辭藻，把百姓的難處說透，把辦法的可行性說清，比什麼都強。”

足足改了五遍，奏疏纔算定稿。開頭沒說空話，直接點出問題：“臣翰林院編修劉墉，近察京城及山東諸城糧價略漲，詢之百姓，皆雲因南方漕船延誤，糧源不暢；查之史料，康熙年間亦有類此情形，多因河道淤塞、關卡阻滯所致。臣不揣冒昧，謹陳淺見，伏乞皇上聖鑒。”

接著，他分兩部分寫：第一部分說 “漕運延誤之因”，沒歸咎於某個官員，而是客觀分析：“徐州至濟寧段河道，年久未疏，泥沙淤積，漕船行至此處，常需縴夫拉拽，日行不過十裡；且沿途關卡甚多，每處查驗需半日，糧船雖急，卻難行快。” 為了讓皇帝有直觀感受，他還特意加了句從漕運小販那聽來的話：“小販雲‘往年此時，糧船已到京十船，今年僅到四船，進貨價漲了三成，百姓買糧時，常猶豫再三’。”

第二部分提 “解決之法”，既借鑒前朝經驗，又考慮當下實際：“其一，仿康熙朝靳輔治河之法，派河道總督衙門官員，即刻疏浚徐州至濟寧段河道，所需銀兩可從河工結餘款中支取，無需額外征派；其二，協調沿途關卡，實行‘一船一驗’，查驗時間不得超過一個時辰，且設專人記錄，若有拖延，許糧商舉報；其三，令京城及山東各府開啟常平倉，適量放糧，先解百姓燃眉之急，待漕船到後再補倉。”

最後收尾時，他沒說 “請皇上務必採納” 之類的強硬話，而是透著懇切：“臣年幼識淺，所言或有不妥，然皆出於‘願百姓無饑寒’之心。若皇上以為可行，臣願隨部院官員前往河道查勘；若以為不可，臣亦當繼續觀察民生，再獻淺見。”

此刻站在午門外，劉墉看著侍衛接過奏疏，轉身走進宮門，心裡像懸著塊石頭 —— 他想起祖父說的 “為官要敢說真話，更要會說真話”，想起母親信裡 “別辜負家鄉百姓” 的叮囑，也想起自己整理檔案時看到的前朝官員 “因言獲罪” 的案例，既盼著奏疏能被重視，又怕自己哪裡說得不妥。

連著三天，劉墉都心神不寧。整理史料時，常把 “康熙朝” 寫成 “乾隆朝”；和同僚討論時，也總走神想奏疏的事。陳世安看出他的焦慮，勸他：“你能有勇氣上奏，已經比很多人強了，就算皇上沒回應，也沒人會怪你 —— 畢竟你隻是個小編修。” 劉墉卻搖搖頭：“我不是怕沒人怪我，是怕百姓的難處沒人知道，怕經史裡的好辦法沒人用。”

臘月三十那天，宮裡突然來人，傳劉墉去養心殿見駕。劉墉慌得趕緊換上朝服，跟著太監穿過一道道宮門，心裡既緊張又期待。養心殿裡暖烘烘的，乾隆皇帝坐在龍椅上，手裡拿著他的奏疏，旁邊站著阿克敦和幾位部院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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