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 年）臘月的翰林院，因一場 “經史與時政” 的學術討論會熱鬧起來。掌院學士阿克敦覺得，翰林院編修多埋首典籍，少與實務結合，便提議每月舉辦一次探討會，讓大家圍繞 “經史如何指導當下政務” 各抒己見。第一次討論會的議題，就定了劉墉之前在鬆筠書社聽過的 “‘仁政’在今日之踐行”—— 這既是經史核心，又關聯民生實務，正好讓新老編修都有話可說。

討論會設在翰林院的東書房，炭火盆燒得正旺，案上擺著茶水和紙筆，周士楷、王爾烈、紀昀還有幾位資深編修都坐定了，劉墉找了個靠後的位置坐下，手裡攥著之前記滿京城見聞的本子 —— 裡麵有祭天禮祝文的摘抄，有市集糧價的記錄，還有張居正奏疏的批註，他想著這些都能用上，卻沒急著開口，先聽旁人怎麼說。

最先發言的是資深編修李兆齡，他撚著鬍鬚說：“《論語》裡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這‘仁政’的核心就是‘以德治國’。如今皇上聖明，輕徭薄賦，便是‘仁政’的最好體現，咱們做臣子的，隻需遵旨行事即可。” 這話一出，幾位年輕編修紛紛點頭，覺得 “既合經義，又順時政”。

劉墉卻皺了皺眉 —— 他想起在王府井市集聽到的百姓抱怨，想起家鄉書信裡 “糧價略高” 的說法，若隻說 “遵旨行事”，那百姓的實際難處該如何解決？他猶豫了一下，還是站起身說：“李前輩說得是‘仁政’的根本，可晚輩覺得，‘以德治國’還需落到具體實務上。比如《孟子》說‘製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如今京城糧價因漕運延誤略漲，諸城百姓也有類似困擾，若能從漕運治理、糧倉排程這些實務入手，讓百姓買得起糧、有恆產，纔算真正踐行了‘仁政’。”

這話一出，東書房裡安靜了片刻。李兆齡放下茶杯，看著劉墉問：“你剛入翰林不久，怎知漕運與糧價的關聯？莫不是僅憑聽聞妄議？” 劉墉沒慌，把手裡的本子翻開，指著其中一頁說：“晚輩整理康熙朝漕運奏疏時，發現當年也有‘糧船延誤致糧價漲’的情況，時任河道總督靳輔採取‘清淤河道、增設驛站’的辦法，三個月便緩解了問題；如今晚輩在市集打聽，得知今年糧船延誤多因徐州段河道淤塞，或許可借鑒前朝經驗，先疏浚河道，再協調沿途關卡加快查驗速度 —— 這便是經史給當下的啟示。”

他話音剛落，紀昀就拍了拍手：“劉兄說得好！經史不是放在書架上的死書，是前人應對難題的經驗庫。就像他說的靳輔治河，既合《尚書》‘水曰潤下’的自然之理，又解了百姓缺糧的燃眉之急，這纔是‘經史指導實務’的真義。” 王爾烈也點頭附和：“我之前讀《資治通鑒》，看到唐太宗‘納諫如流’，不僅聽大臣的建議，還派人去民間聽百姓的聲音。如今咱們探討‘仁政’，也該像劉兄這樣，既讀經史，也聽民生，纔不算空談。”

李兆齡雖沒再反駁，卻還是說：“可咱們隻是編修，漕運、糧價都是部院的事，就算探討出辦法，也未必能施行，豈不是白費功夫？” 劉墉想了想，又說：“晚輩覺得，就算暫時不能施行，探討本身也有意義。咱們整理史料、撰寫文稿，若能在經史解讀中融入實務觀察，將來朝廷製定政策時，或許能從咱們的文稿裡找到參考 —— 就像我之前給《唐宋八大家文鈔》寫評註，把‘與民同樂’和地方官修堤、減賦結合，不也是希望能給讀的人一點啟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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