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媽媽很快就回來。

發完我把手機調成飛行模式。

窗外的站台開始緩緩後退，廣州的樓房、街道、人群，一點一點從車窗裡滑過去。我靠著窗戶，閉上眼睛。

年輕姑娘在旁邊問我：“姐，你去拉薩旅遊？”

我說：“嗯。”

她說：“一個人嗎？”

我說：“對。”

她笑了一下：“好酷啊。我也想一個人出來玩，但我爸媽不讓，說危險。我這次是偷偷報了個義工團，去拉薩的青旅打工換宿，體驗生活。”

我看了她一眼，二十出頭的樣子，滿臉都是膠原蛋白和對世界的期待。

我說：“挺好的，趁年輕多走走。”

火車一路向西。

到了晚上，車廂熄燈了，我躺在鋪位上，聽著車輪碾過鐵軌的聲音，咯噔、咯噔、咯噔。

想起第一次見徐柏楊。

那是九年前，我大學畢業剛工作，在一家廣告公司做設計。他來談業務，穿一件皺巴巴的襯衫，頭髮被風吹得亂七八糟，進門的時候手裡還拎著兩份盒飯。

他那時候窮，創業初期，連辦公室都是租的居民樓。

我看不上他。

他看上我了。

追了半年，每天下班在公司門口等著，拎一杯豆漿，溫的。他知道我胃不好，不喝涼的。

後來我想，這人也挺實誠的，窮是窮點，但對我好。

就嫁了。

結婚的時候冇房冇車，租了個三十平的老破小，傢俱都是二手市場淘的。他抱著我說：“知意，我以後一定讓你過上好日子。”

我說好。

然後就是八年。

八年裡他確實讓我過上了好日子。房子換了大的，車子換了好的，兩個孩子健康長大。他從那個拎盒飯的窮小子，變成了徐總，出門有人叫，說話有人聽。

我以為我的好日子來了。

然後芒果味的奶茶來了。

想著想著，不知道什麼時候睡著了。

第三天中午，火車到站。

拉薩的海拔三千六百米，我一下車就感覺頭有點暈。太陽很烈，天藍得不像真的，空氣稀薄，每吸一口氣都覺得不夠用。

我拖著行李箱出了站，找了輛出租車，去之前訂好的青旅。

青旅在八廓街附近，一個藏式小院，院子裡種著格桑花，老闆是個四十多歲的四川女人，嗓門很大，人很爽利。

辦完入住，我把東西扔房間，出來坐在院子裡曬太陽。

陽光落在身上，暖烘烘的，像被一床厚被子裹著。

手機開機，訊息一條一條往外蹦。徐柏楊打了十七個未接來電，念念發了八條語音，天天發了無數個哭的表情包。

我點開念唸的最新一條：“媽媽，你今天可以給我打電話嗎？我想聽你的聲音。”

我捧著手機，在太陽底下坐了很久。

格桑花被風吹得一搖一擺，隔壁房間裡有人在放藏歌，調子悠長得像能穿透整個高原。

我吸了吸鼻子，開始打字：“念念，媽媽冇不要你們。媽媽出來玩幾天，很快就回去。”

發完這條，我把手機揣兜裡，站起來往外麵走。

八廓街上人很多，轉經的藏民、拍照的遊客、賣東西的小販，擠擠挨挨。我跟在人流後麵，慢慢走，一直走到大昭寺門口才停下來。

門口有很多磕長頭的人，五體投地，起來，再五體投地，起來。他們的額頭上有厚厚的繭子，眼睛裡冇有疲憊，隻有一種我說不出來的東西。

旁邊有個導遊在跟遊客介紹：“……藏民們相信，一生要磕十萬個長頭，才能洗清罪孽，得到來世的福報……”

十萬個。

我看著那些人，他們的身體伏下去，再起來，再伏下去。動作重複，像一種無聲的禱告。

我想，我有什麼罪孽需要洗清嗎？

冇有。

但那一刻，我特彆想跪下去。

不是為了什麼來世，就是為了這一刻——為了把腦子裡的那些畫麵磕出去。

晚上回到青旅，手機又響了。

這次是個陌生號碼。

我接了。

那邊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很年輕，很柔，帶著一點刻意的無辜感：“是林姐嗎？”

我說：“你誰？”

她說：“我……我是李萌萌，柏楊哥公司的。我聽說你一個人去西藏了，擔心你，所以打電話問問。”

我靠在床頭，看著天花板。

我說：“哦，項目對接的李總啊。”

那邊沉默了一秒，然後笑了笑：“林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