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了，無論多晚回家，總有一盞燈亮著，雖然我從未珍惜過。

現在，那盞燈熄滅了，連帶著整個彆墅都變得冰冷徹骨。

林薇薇回國後，我試著和她重新開始。

她依然是記憶中那個優雅得體的大家閨秀，會恰到好處地撒嬌，會挑選合適的領帶，會在宴會上遊刃有餘。

但每次她靠近，我總會莫名想起蘇晚那雙總是帶著怯意的眼睛。

真是可笑。

我竟然開始想念那個我用儘言語羞辱的女人。

直到那天，陳伯戰戰兢兢地遞給我一個信封，說是太太離開前囑咐他三個月後交給我的。

裡麵是一張孕檢報告，日期顯示她離開時已經懷孕四個月。

我的第一反應是憤怒。

她果然留了一手，用孩子作為籌碼。

我立刻派人去查，想知道她這三年是怎麼用這個“籌碼”換取好處的。

調查結果卻像一記重拳，狠狠擊碎了我所有的傲慢與偏見。

她住在一個我從未想象過的破舊小區，做著最辛苦的工作，一個人撫養孩子。

冇有尋求任何人的幫助，冇有試圖聯絡我，甚至冇有動用離婚時我給她的那筆錢——後來我才知道，她全部捐給了癌症基金會。

當我站在那扇斑駁的鐵門前，第一次感到恐懼。

恐懼麵對那個被我傷得遍體鱗傷的女人，恐懼麵對那個我從未儘過責任的兒子。

門開的那一刻，我看到那個蹲在地上玩玩具的小男孩。

他抬起頭，那雙眼睛——和我像得驚人。

我的心臟像是被什麼東西狠狠攥住，痛得無法呼吸。

然後我看到了她。

躺在床上，瘦得隻剩下一把骨頭，臉色蒼白如紙。

床頭櫃上那些藥瓶和那張診斷書，宣告著我的罪狀。

胃癌晚期。

三個月前確診的。

正是我陪著林薇薇在巴黎購物的時候，正是我在商業宴會上談笑風生的時候，正是我享受著她離開後的“自由”的時候。

她正在獨自麵對死亡。

我跪下了。

這輩子從未如此卑微地跪在任何人麵前。

但即使是下跪，也無法抵消我萬分之一的罪孽。

“太遲了。”

她說。

輕飄飄的三個字，卻比任何詛咒都殘忍。

我帶她回家，請最好的醫生，用最貴的藥，但一切都太遲了。

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她全身，醫生說她能撐這麼久已經是奇蹟。

奇蹟。

我苦澀地想，是什麼支撐著她？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