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特訓班占黨校培植黨羽

特務處在戴笠的四處鑽營下，人數逐漸增多起來。可是數量的提高並不代表質量的提高。在他手下能用的人才其實不多。特彆是那批他從家鄉招來的親信，除了幾個讀過書的，其他的一個個還擺脫不了鄉下人的土氣，難以融入特務處的工作。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戴笠特地送了一批人去讀書。例如毛萬裡就在戴笠的關照下，進了杭州警官學校。此外，他還想要自己辦特務學校，扶植親信學生，培養專門人才。

這個想法是從特務處創辦伊始就產生的。他看到蔣介石辦黃埔軍校，很快就擁有了自己的武裝力量和嫡係學生，並且順利當上了北伐軍總司令。這讓他覺得自己如果搞一個特務訓練班也會使力量大增，而不用畏懼國民黨的其他勢力和對他虎視眈眈的黃埔老大哥們了。

戴笠親自選定了辦班地址，確定了教授內容後，才把自己的想法和計劃向蔣介石請示。深知特務工作重要性的蔣介石很讚同他的想法，但是卻冇有馬上答應，彷彿在憂慮著什麼。

戴笠看到蔣介石這樣子，馬上說：“如果校長擔心我們經驗不足，可以先試辦一期，招收幾十個學生，在實踐中吸取經驗，慢慢發展壯大。等到完全成熟的時候再擴大規模，為革命提供更多的人才。”

蔣介石見戴笠已經考慮得十分完善，於是首肯道：“好。既然你已經設想好了，就這麼做吧。我還可以介紹個人幫你，他叫李士珍，是浙江海寧人，在日本留過學，接受過警政教育。他也是我的學生，希望你們兩個可以一起共同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績。”

戴笠表麵上感激涕零地答應，但他的心裡知道，李士珍是校長派來監視他是否有假借辦校發展黨羽的。他開始考慮該如何除掉這個絆腳石。

特訓班在南京軍校畢業生調查處舉辦了第一期。因為經驗、人手、財力各方麵準備都不足，所以課程上隻簡單地進行了精神灌輸，粗略地教了一般的特工常識、軍統紀律以及工作中總結出來的方法。畢業前夕，戴笠一個個進行了單獨談話，考覈思想。這招也是向蔣介石學來的“籠絡人心”。畢業後，第一期特訓班集體加入了特務處，其中許多人日後還成為了他手下的特務骨乾。在這個基礎上，戴笠又辦了第二、三期特訓班，招收了不少門徒。

隨著特務處的發展，雞鵝巷53號再也容納不下這麼多人。戴笠就把特務處辦公地點遷往張學良贈送的洪公祠1號，自己仍留在雞鵝巷53號居住和工作。

此時他仍感到不滿足。特訓班的規模太小，不能大批培訓情報人員。為了形勢的需要，他又向蔣介石申請擴大場地、增加配套設施、招募教師，每年定期向全國招生。

蔣介石考慮了一下說：“這所學校最好有一個公開的名稱。如果直接說是培訓特務的，那麼很多優秀的青年都不敢來了。”

戴笠眼睛一轉就有了主意：“我們可以把社會上一所口碑較好的學校接收過來，換內容不換名字。這樣一來可以掩人耳目，二來節省了尋找場地的成本，節約了經費。校長您看呢？”

蔣介石皺著眉頭說：“你覺得可行嗎？好吧，你要是非覺得能成功那你就試試吧。”

戴笠知道這是蔣介石一貫用來表達讚同的說辭，便應允了退出，開始尋找下手的學校。就在他收集了大量資料以後，有一天蔣介石托毛慶祥送話說讓他好好查查朱家驊利用警校發展學生黨羽的事情。戴笠接到這個訊息，敏感地察覺了蔣介石的心思。這其實就是蔣介石暗示他向浙江警校開刀。

這個情報可讓戴笠樂壞了。他老早就覬覦著插手警政了。而且浙江警校是當時兩所專業警官學校之一，師資力量雄厚，配套設施齊全，戴笠一直想插手卻不得機會，如今蔣介石暗示他占用警校，就是給他背後撐腰。這對他來說真像是天上掉下了一塊大餡餅。

為了方便工作開展，蔣介石還把戴笠封為浙江警校政治特派員，讓他有充分的自由和絕對的權力對抗朱家驊。

原來在國民黨內部有一個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領導的中央部派，也稱CC派。而朱家驊是CC派的元老人物。他創辦警校的目的就是為了CC派培養警界力量，壯大勢力。而蔣介石又不甘心讓他手下任何一個派係過度膨脹。CC派的權力僅限於管理黨政。如果把勢力伸向警務，就會讓蔣介石感到不安。所以讓主管特務的戴笠去接手警校，就可以均衡勢力，在各派之間互相牽製。

戴笠的聰明狡詐何須蔣介石操心？他首先把自己的部下王孔安等人安插到學校的重要部門，控製學校的命脈機關。然後四處蒐集學生dubo嫖娼的不堪情報，呈遞到蔣介石麵前，狀告原校長施承誌教導無方，朱家驊圖謀不軌。最後拿著蔣介石簽署的委任狀，他名正言順地把警校收歸為自己的特訓基地。

2．搞禁菸處實zousi為斂財

有了人，還要有錢才行。雖然蔣介石對特務工作非常支援，但是由於經費吃緊，每一年撥給戴笠的款項都侷限在一個月20萬元左右。特務隊伍逐漸壯大，僧多粥少。吃飯難成了特務處麵臨的最重要的問題。再加上這些大特務們平日裡就養尊處優，嬌縱慣了。如今分到的利益少了，就會直接地怪罪到戴笠頭上。為了穩定手下的情緒，戴笠急於開辟一個穩定的新財源。他瞄準的目標就是蔣介石的禁菸運動。

大革命之後，各省軍閥駐軍的地區煙館林立，煙毒氾濫。許多軍閥頭子兼做fandai，控製了四川、貴州、湖南、甘肅、寧夏以及新疆的大部分地區。蔣介石的軍隊隻能控製長江宜昌以下至江浙一線，負責征收煙稅的權力也都被各個地方實力派人物把持，中飽私囊。最後流入蔣介石腰包的款額被層層剋扣，這讓他惱火不已。

1933年，蔣介石大規模“剿共”，調動了數十萬大軍，軍費開支巨大，越來越感到財政拮據。為了開辟“財源”，蔣介石決定把全國钜額特稅劃歸南昌行營直接掌握，有關特稅的一切收入、支出，財政部無權過問。

同年夏天，在南昌行營成立了十省禁菸督察處，專管豫、鄂、贛、皖、閩、湘、蘇、浙、陝、甘等省特稅收入。督察處分支機構，很快遍佈全國。該處直接按國民zhengfu軍委會委員長之命行事，不受國民黨中央各院部和各省當局的牽掣。禁菸督察處的口號是：“兩年禁毒，六年禁菸。”聲稱要在六年之內將鴉片禁絕。實際上是打著禁菸旗號，改鴉片私收私運為統收、統運，實行鴉片專賣，從中蒐括錢財。督察處下設會計處和監察處，會計處的會計長和監察處的監察，都由蔣介石親自指定。會計長黃為材，就是蔣介石的軍需處長，特稅的一切收解手續都由其辦理。

戴笠見禁菸督察處的收益如此可觀，自然不想錯過這一撈財良機。他認為這其中至少有四大好處。第一是直接的經濟好處；第二是可以通過禁菸緝私，把力量安插到各地的重要部門，及時獲取情報，方便特務工作的開展；第三是將督察處納入特務處的管轄範圍，擴充特務處實力；第四是最潛移默化，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讓蔣介石看到特務處的能力，提升特務處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於是在改組兩湖特稅局為禁菸督察處的時候，戴笠千方百計地保舉手下特務去當秘書，爭奪禁菸督察處的團長、營長等職務。蔣介石也知道利用督察處監視反蔣勢力的方便，於是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戴笠去鑽營。

就在戴笠絞儘腦汁的時候，又一個大餡餅落在了他的頭上。

原先除了戴笠的特務處，鄧文儀所掌握的南昌行營調查科也是蔣介石非常信任的軍隊特工係統。戴笠覬覦了許久卻都冇辦法下手搶奪。就在1934年夏天，當蔣介石正集中全力在江西“圍剿”蘇區紅軍的時候，南昌飛機場卻因為一把莫名其妙的大火而使得飛機和油庫都付之一炬。蔣介石聞訊暴跳如雷，責令鄧文儀一週之內破案。

但是鄧文儀經過偵查，發現是二陳的親信，航空署署長徐培根在建設這座全國數一數二的機場時，將機場公款挪用了近300萬元去交易所套購黃金搞投機，不料運氣不佳，不斷虧本。看看挪用款項是難以歸還了，於是便在一個溽暑難捱之夜，支開了德國技術顧問及機場有關人員，從從容容地放起大火，把當時國內數一數二的南昌機場燒了個片甲不留，以便來一個“死無對證”。這徐培根的技法本屬“小兒科”，被前往調查的鄧文儀一揭就穿。但是，因為兩個本是一條繩子上拴著的螞蚱，加之徐培根苦苦哀求，又塞給鄧文儀8萬塊錢，因而鄧文儀便替徐培根在蔣介石麵前遮擋。他交給蔣介石的報告上稱飛機場是因為天氣過熱，油庫內儲油遇高溫燃燒導致失火。蔣介石當然不會相信這麼拙劣的藉口。他又讓戴笠去調查，得到的結果讓蔣介石非常氣憤。一怒之下，他撤銷了鄧文儀的南昌行營調查科科長一職，將他手下的1750名特務全部移交併入戴笠的“複興社”特務係統。從此“戴處長”就變成了蔣介石口中聲聲喚著的“戴科長”。

雖然南昌行營調查科是得來全不費工夫，但是戴笠依然不敢動原來依附CC派的那些大特務。其中特彆是在鄧文儀特務係統任二把手的邱開基，後來被蔣介石任命為10省禁菸督察處緝私處處長，掌管幾個團的緝私部隊，成為了戴笠的最大勁敵。雖然邱開基的勢力發展在先，而戴笠的勢力發展在後，但是戴笠的勢力發展很快，最終形成了兩人力量不相上下的狀況。

因為兩個人都是受蔣介石重用的親信，雙方又都擁有相當的兵力和特工人員，一時之間誰也不能吞併對方。與其鬨個兩敗俱傷，被蔣介石責備，兩人乾脆進行“君子協定”，實行“劃江而治”。當時全國有兩條最重要的運輸煙土鴉片的路線，一條是從四川、陝西出發，分彆沿長江、襄河彙聚在漢口，再從漢口沿江而下，經九江、安慶、蕪湖、南京直到上海。這條線路被在兩湘地區勢力強大的邱開基控製。另一條線路由重慶出烏江到貴陽，路經桂林、柳州到梧州，出西江到廣州、福建，沿海岸線直到上海。這條線路歸戴笠掌控。一段時間內，戴邱二人表麵上相處默契，相安無事。

可是戴笠絕對不是省油的燈。他表麵上指示手下親信說：“對彆人有意見，不要總掛在臉上。耍小孩脾氣，那樣對工作冇有多大的益處。遇事要有城府。”因此戴笠和下屬們對待邱開基的勢力表麵上都是帶笑忍讓，避免正麵衝突，甚至把油水甚厚的長江一線拱手相讓。但是私下裡，他卻指使特務處湖北站站長周偉龍從各方麵收集邱開基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的材料，通過蔣介石的侍衛和其他親信不斷向蔣密報。一開始，蔣介石還並不在意。但是次數越來越多，蒐集的證據也越來越充分，蔣介石不能再坐視不理了。他下命令委派周偉龍做禁菸密查組的組長，直接監督邱開基的行動。又一段時間之後，乾脆把邱開基送入了監獄。等到一段時間後，眾怒略有些平息，邱開基被貶為雲南省警保處長，被徹底趕出了緝私係統。

在這次搞垮邱開基的行動中，戴笠一直是在隔岸觀火，裝出一副超然事外的樣子，蔣介石也就放心把緝私大權完全交給他。可以說在很多方麵，戴笠和蔣介石都是沆瀣一氣，戴笠也很瞭解蔣介石的心思，在很多問題上都可以巧妙地迎合他的想法，達到不費一兵一卒就排擠其他派係、獨領風騷的目的。

隨著戴笠立功越來越多，經驗越來越豐富，他也越來越得到蔣介石的信任。慢慢地，蔣介石開始把一些特殊任務交給他執行。戴笠逐漸成為了蔣介石的sharen佩劍。特務頭子就這樣一步步變成了讓人聞之喪膽的sharen魔王。

3．和李士珍搶管中央警校

1946年2月，蔣介石下令提升唐縱為內政部政務次長，這不但使唐縱的地位第一次高於戴笠，而且為唐縱出任全國警察總署長做了準備。此外，蔣介石還要求建立年度會報和月度會報，雖然是想用於抑製戴笠，但是表麵上的藉口卻是為了發揮情報特工部門的整體效率。但蔣介石的這種手段，戴笠見得多了，自己也曾經用過，所以他能夠理解，也能體諒。但是他並不甘心自己的權力被層層削弱。

特務大權被蔣介石收回，戴笠並不感到可惜，因為他知道在戰後的形勢下，情報機構是註定不能長久公開地存在的，他想要爭奪的是各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長職務和全國的肅奸大權，這樣才能更加實際地獲得更多的利益。

為此，戴笠從各方麵作了種種準備，一切隻等蔣的手令。按慣例，警察局曆來是由軍統控製的公開單位，蔣也從來不肯交給其他派係去掌握。這一次戴笠卻失算了，蔣親自任命了上海、南京、北平三大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長，而且都是與戴不和的人，而戴推薦的人，蔣一概未采納。而李士珍又在二陳兄弟的支援下，和戴笠爭奪警政大權，因為兩人力量相近，所以一直鬥得是難分上下。

自從杭州警校被戴笠占據之後，各省市縣的警察局及其調查科和各省市的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都已經被戴笠一一控製了。CC係雖然也在爭取，但隻剩下上海市警察局調查科和督察室這一塊領地仍然在握。而這還是因為陳立夫的嫡親堂兄弟，曾任蔣介石侍從室主任的陳希曾於1931年任上海市警察局長時立下的定例，戴笠也不便逼得太緊。

戴笠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警察係統和警校，就等於握住了警政係統的一線承襲的脈絡。但他終究還是冇有陳立夫思量得深一步。他隻顧和CC係鬥爭，卻忘了在他們身後最具有生殺大權的人還是蔣介石。

陳立夫隻是淡淡地和蔣介石提到警界已經成為了戴笠的天下，蔣介石馬上警醒過來，問陳立夫說：“戴科長已經有很多重任在身了，還要管理警政這麼重要的位置太難為他了。讓李士珍做中央警校的教育長吧。”

陳立夫連忙答應。

蔣介石會讓李士珍擔任這個重要職務，是因為他是浙江寧海人，黃埔二期畢業生，蔣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留學，專攻警政教育。回國後，他在洪公祠舉辦的特警訓練班裡擔任政治指導員，為的是熟悉警察特工教育方麵的情況。他知道要插手警政界，最大的勁敵就是戴笠，但如果僅憑自己的力量，他肯定不是戴笠的對手。於是他就想利用CC派和戴笠的矛盾，拉攏CC派做自己的後台。陳立夫也在尋找能夠對抗戴笠的對手，兩方麵是一拍即合，於是陳立夫、陳果夫等人紛紛開始在蔣介石麵前進言，誇李士珍“心中有領袖”，稱他是“建設新的警察係統不可缺少的人才”。

同時因為擔心蔣介石又怪他們拉幫結派，老謀深算的陳立夫還特意叮囑李士珍不要公開表示和CC派合作，在公共場合不要和CC派走得太近。李士珍也是心領神會，他甚至在公開大會上對CC係提出建設性的“批評”。因此，蔣介石和戴笠都冇有對他們之間的合作關係找到證據，也無從下手挑撥離間。

就在李士珍的努力、CC派的協助和蔣介石的拉拔下，李士珍和戴笠之間迅速形成了勢均力敵的對立關係。兩個男人之間的戰爭打響了。

準備充分的李士珍很快起草了一份中央警校的建設計劃，開始了第一回合的較量。他奉蔣介石的命令在南京湯山蓋起了一所中央警官學校大樓。在這段時間裡，他積極籌劃著如何取得中央警校的實際領導權，把全國的警察教育工作都抓到自己手中，統一警察教育內容，使中央警官學校成為中國警察教育的最高學府，警察界的“黃埔軍校”。當然，他不會在建議書裡明目張膽地寫出自己的計劃，他隻是建議將北平高級警官學校和浙江警官學校統一歸併於中央警校，以防止警政“教出多門”。從而徹底改變北洋軍閥時期的警察機構懶散官僚的作風，加強法西斯統治。這個計劃一下子和蔣介石的想法不謀而合，蔣介石大筆一揮，批示同意李士珍的計劃。

戴笠手底下並冇有能寫出如此具有專業性建議的人才。於是他眼睜睜看著蔣介石對李士珍越來越有笑容，卻找不到應變的辦法，當戴笠知道蔣介石在1936年8月以中央警校兼校長的身份，手令李士珍任中央警校的教育長，主持實際工作時，他明白自己已經輸掉了第一回合。因為蔣介石已經把中央警官學校的全部工作交給李士珍去負責。

但戴笠畢竟有他的過人之處。他的人脈之廣，就是李士珍難以企及的。在軍界上層，他有拜把兄弟湯恩伯、胡宗南。其他軍政大員程潛、杜聿明、傅作義、宋希濂、曾擴情、周至柔、林可勝、貝淞蓀、宋子良等人也都和戴笠有較深的關係。所以在李士珍孤軍一人正洋洋得意地大喝慶功酒時，戴笠卻正和自己的軍政友人商量下一步的行動。

很快，戴笠就也向蔣介石進言，建議成立“中央警官學校校務委員會”，在校長的領導下，協助教育長對中央警校的工作進行谘詢、決策和管理。儘管這個委員會很明顯就是一個疊床架屋的重複組織，和從前北洋軍閥的官僚作風冇有什麼兩樣，但是蔣介石不但冇有予以批駁，並且還手令讓戴笠擔任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原來在那些軍政大員的建議下，他越來越覺得把管理警校這麼重要的工作交給李士珍一個人是一個隱患。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能夠製約李士珍的手段都會被他欣然采納。戴笠終於得以帶著自己的人馬進駐中央警校，再次和李士珍站到了平行的跑道上。第二回合後，兩人各贏一盤。

4．戴李相爭數回難分勝負

如今戴笠的處境就和當初在爭奪杭州警校時一樣。他駕輕就熟地將其心腹潘其武派為警校秘書、鄭錫麟派為政務處長，在警校秘密發展軍統力量，培植軍統的勢力。軍統的人搞警察差點，可是蒐集罪證，打小報告，製造摩擦很有一套。他們很快就把校務委員會變成了類似於“太上皇”的機構，這使得李士珍處處受限，事事挨批，舉步維艱。

這還冇完，戴笠繼續策劃推動一批多年從事警察教育工作、對警察學理有研究的人物出麵，籌建了“中國警察學會”，在全國範圍內網羅人才，擴大影響。戴笠手上有的是人，也有的是錢。因此有大批人奔走宣傳戴笠所謂的“政治警察”論（即特務警察），和李士珍宣言的正統警政觀點唱反調。他們還出版了一份月刊，依靠戴笠撥的專款大造聲勢，為之賣命。

比理論研究，李士珍是不怕的，他是警政科班出身，又喝過洋墨水，自然能找出戴笠請的那些無名理論家的破綻。他在中央警校的刊物上大做文章，引經據典，把正統警察理論從製度、組織、職能、人事等方麵闡釋得頭頭是道，一個勁駁斥政治警察論“低俗、淺薄、支離破碎、強詞奪理”。他說的話句句在理，處處直指戴笠的弊病，任何人看了都會覺得他的意見十分正確，符合警察教育理論的發展規律和世界潮流。李士珍自己也以為，第三回合他會爭得一個開門紅。

但是狡猾的戴笠並冇有在理論上和他糾纏下去。他派人收集校刊和李士珍抨擊軍統的大量言論，整理成情報遞送到蔣介石麵前。他就一副委屈無奈的模樣在一旁訴苦道：“校長，同學之間有不同意見完全可以當麵坦誠地溝通，可是李士珍不顧大體，同室操戈，把內部矛盾公開化，擴大化，這在外人看來，會對校長作何看法？會對黨國作何看法？李士珍完全是不顧黨國利益，徒然給外人製造笑柄。此人居心何在，校長明察啊。”

這一番話果然觸動了蔣介石。他私下找來李士珍，對他訓斥了一番，李士珍自知理虧，有口難辯，無奈地承認自己輸掉了第三回合。

戴笠乘勝追擊，他借浙江警校併入中央警校的機會，讓浙江警校的全部教職工辦理了集體加入特務處的手續，除留下少數人外，全部造冊加入中央警校，使得這部分人在中央警校內抱團成一個特殊的群體力量。他們滾雪球一般地不斷壯大發展，很快掌握了中央警校的基層權力，再通過“民主”的選舉和戴笠的推薦，使得特務處大特務鄭錫麟和陳玉輝進入了中層，一個擔任政訓處長，一個擔任總隊長。他們猶如釜底抽薪一般，將教育長的職務架空。李士珍想要爭權，無奈基礎力量敵不過特務處雄厚，被擋在了門外。

李士珍所能做的隻有依靠CC係的援手。他大力幫助CC係特務組織充實力量，安排自己的學生和朋友進入CC係工作，對抗戴笠。無奈這樣的邊緣的活動總是比不過戴笠直接核心的運動更有效果。他所分得的蛋糕越來越小。

而因為蔣介石的分化製約策略，戴笠也冇有能有效地完全控製警察係統，但是他卻通過各種手段，安插了不少軍統的人在警察局任職，比如警察總署的唐縱，以及首都警察廳廳長、上海警察局局長、北平警察局局長，以及一些省的警務處長，也經常為軍統的人所把持。有些大城市警察局局長雖然不是直接由軍統的人擔任，但也為戴笠所控製，如成都、蘭州、西安、鄭州、洛陽、貴陽、昆明、迪化（烏魯木齊）等，其原因是戴笠控製了內政部警政司，便於安插軍統的人到這些地方和部門任職。他還很有遠見地安排趙龍文、劉裕坤等親信特務到國外參觀警政建設，留學“鍍金”。為自己能夠擠走李士珍做人才上的儲備。

機會到了，1936年，內政部警政司司長的位置空了出來。李士珍想要謀取這個位置，卻捨不得中央警校教育長這個肥差。戴笠立刻舉薦了劉裕坤，一舉獲準。到此，全國的警政工作大權終於被抓在了戴笠手中。

李戴相爭的直接後果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國民黨zhengfu創辦的中央警官學校在北平市內有兩個同一性質的訓練機構。一個設在東華門北河沿路西（現民政部所在地），名曰：中央警官學校第四分校，校主任劉誠之。後來校址遷往西城旃壇寺。另一個校址設在西安門光明殿，名曰：中央警官學校特警班，校主任婁兆元。兩機構同樣地打著中央警官學校的招牌（警校校長都是蔣介石），同樣地訓練現任的警官，性質基本相同。

就在這樣的對峙局麵中，抗戰勝利了。對於戰後警政大權的爭奪又挑起了新的戰火。李士珍思忖自己的機會應該到了。因為在戰爭時期，“政治警察”（特務）的確會比正規警察的用處更大，也更容易受到蔣介石的重視。但是在戰後重建階段，還是一味把正規警察辦成特工培訓，無一是自入邪道，自毀前途。蔣介石應該也明白這一點，不會再偏袒戴笠了。於是他又開始撰寫一份新的戰後建警計劃。

1945年底，還冇等李士珍開始活動，戴笠已經向蔣介石呈上了一個報告，請求成立全國警察總監部，由他兼任警察總監。當時他已經備受猜忌，此舉更加引來了蔣介石的懷疑，於是遲遲不給答覆。可是當他看到李士珍的計劃書時，卻連聲叫好，勉勵有加。原來在李士珍的建警計劃裡，對蔣介石大大恭維了一番，誇委員長如何禮賢下士，虛心納諫。並揚言建立新警察製度是為了“保衛領袖之安全，聆聽領袖之教誨，宣揚領袖之決策，保證領袖之威嚴”，這字字句句無一不是說到了蔣介石的心坎裡。

而且這幾年隨著李士珍的活動，人脈漸廣，不但有陳氏兄弟，就連戴季陶都親自出門幫他說話。蔣介石因此特地召見了一次李士珍，詳細詢問了李士珍的建警計劃與具體措施、辦法，當麵對他大作讚揚。李士珍興沖沖地回到警校後，在一次全校jihui上也就建警計劃作了簡單說明。這些跡象無一不表明，李士珍即將重新奪回警政大全。這讓戴笠是又憂又急。

原先戴笠還比較篤定，自認為已經控製著軍統，警政係統中上層也有部分自己的人，又得到美國在華特務機關的支援，戰後建警總以為十拿九穩，未曾料到，戴季陶會親自出麵向蔣介石推薦李士珍。當他從警察總署的唐縱口中聽到這個訊息時還不完全相信，但是當在重慶的軍統係統的黎鐵漢也報告了相同的情況時，他是再也坐不住了，想要在下次回重慶時，麵見蔣介石，瞭解情況。

可他做夢都冇想到，這一趟飛行的目的地不是重慶，而是陰曹地府。當然這已經是之後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