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統軍統鏖戰急

複興社和CC派的矛盾愈演愈烈，已經數次鬨到蔣介石麵前。這讓當時在抗日戰爭中已經幾麵受敵的蔣介石更感憂心。為了儲存實力，一致對敵，1935年初，蔣介石宣佈成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陳立夫任局長。局內設三個處：一處是黨務處，由徐恩曾任處長，人手基本上是過去中央組織部調查處的全部人馬；二處是軍警處，處長戴笠，下屬自然就是原“複興社”特務處的原班人馬；三處郵檢處是新成立的，主管郵電檢查業務，處長暫時由局本部少將級秘書丁默邨兼任。

名義上衙門是統一了，但是三處之間卻仍然保持著互相爭鬥，謝絕往來的關係。就連辦公地點也是各自為政。陳立夫統率的局本部設在南京西華門四條巷非園。一處地址設在南京道署路132號，二處地址還在南京雞鵝巷53號，三處設在山西路。這樣的機構設置也挑明瞭戴笠和陳立夫之間依然不共戴天。

陳立夫以為自己當了局長，就可以控製戴笠了，孰料二處從處長到手下的小特務，見到CC係的人還是怒目而視，不屑一顧，他心裡不由得就有些不受用了。而且雖然特務處的經費由軍委會發放，但是戴笠遇到問題，還是都跳過陳立夫直接去向蔣介石請示報告。這樣光拿錢不辦事的舉動也讓陳立夫感到不舒服。

一次在蔣介石辦公室門口，陳立夫巧遇戴笠去彙報情況、領取經費，他故意當著蔣介石隨從人員的麵攔住戴笠，傲慢地問：“戴處長，這麼長時間了，怎麼都不見你向我彙報一下工作啊？”

戴笠心裡冷冷地罵道：癆病鬼兄弟，兩人都短命。麵上卻恭敬地說道：“我怎麼敢總是用一些小事去打擾局長。不知局長叫我有什麼吩咐？”

陳立夫很鄙夷地說：“你們二處也該改改工作方法了。動不動就是bangjiasharen那一套，像土匪流氓一樣。說出去，我們局還怎麼立足？”

戴笠聽出陳立夫是有意給自己難堪，也就不再和他假裝客氣。他夾槍帶棒地說：“我們二處也是有‘技術人員’的。像是楊杏佛、史量才這樣的人，不也是因為你們的‘技術人員’工作冇做好，才由我們的‘技術人員’出麵解決的嗎？我手下都是些出生入死的弟兄，也是校長讚揚過的青年。局長不是想要否定校長的意見吧？”

陳立夫一聽戴笠搬出了蔣介石來壓他，氣得是呼呼的。他看周圍的蔣家軍們都在盯著他，看他如何回答。於是隻好嚥下這口悶氣，轉身就走。

吃了一次悶虧後，陳立夫更加明目張膽地偏袒一處，為徐恩曾撐腰，打壓二處。因為一處的政治地位高於二處，所以很多便宜都讓一處占去。戴笠雖然憑著蔣介石的寵愛和下三濫的手段扳回幾局，但也都是各有損傷。因此，對三處的爭鬥就意味著決勝之爭了。

三處主要工作是郵電檢查。這始於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後，主要目的是從郵電通訊中發現線索，追查gongchandang員和進步人士，監視他們的思想動態和主要活動，為**活動做好準備。

鑒於**的重要性，蔣介石同意將原來秘密進行的郵電檢查公開化，於是各大城市的郵電局都掛上了郵電檢查所的招牌，由三處主管。處長丁默邨隻是一個掛名，實際工作都由各地的相關人員負責。但是在實際中，各個城市的郵電檢查所從所長到一般工作人員主要都是CC派的特務，戴笠的手下隻有十分之二三，最好的職位也隻是冇有實權的副所長。因此如果在搜查中真的發現一些重要的情報，郵電檢查所會先呈報給陳立夫，然後纔是丁默邨。而等戴笠趕到丁默邨那裡收集資料時，一處已經搶先報送給蔣介石，換取他的信任和讚許了。反覆幾次，蔣介石開始責備戴笠總是送一些“過時的訊息”來，要他多跟一處學習，這讓戴笠是百口莫辯，氣憤難耐。

戴笠也曾找到過郵電檢查所的負責人員，要他們多打聽，多奪權。可是那些冇有實權的“副所長”都是一問三不知，鬨得戴笠氣得把他們大罵一通。自從成立衙門以來，戴笠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何嘗受過這樣的窩囊氣？他決定一定要想辦法把CC派趕出郵電檢查所。

正在這時，戴笠僥倖地抓到了一件可以置陳立夫於死地的機會，向蔣告了一狀。由此揭開了他反擊CC派，奪取郵電檢查所的序幕。

1935年11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因為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明白蔣介石肯定會連任主席，爭取票數，也就是為了彰顯個人的影響力大，號召力強，獲得一些心理上的安慰。

陳立夫資曆老，權位高，他的CC派也是勢力甚眾，自然在候選名單上，很多人會填上他的名字。戴笠冇有進入候選人的名列，但是他似乎很清楚整個投票的操作流程，於是暗暗向二處人員下達了一個指令。

無記名投票結束後，緊接著進行的是當場唱票。蔣介石因處理公務不在現場，呼聲第二高的陳立夫便顯得十分悠閒。聽著他的名字被一遍遍地念出來，陳立夫一開始還很得意，蹺著腳，喝著茶，不斷地舉起手示意現場歡呼的CC係成員安靜。可是隨著唱票的進行，他的神色變得有些緊張了。許多現場的年輕人不懂得為什麼他獲得的票數越多，他頭上冒出的汗珠也越多。可是陳立夫卻深知其中的利害，他不斷掏出手帕擦汗，整個人像繃緊的皮筋一樣繃在椅子上，伺機待發。

唱票結束，陳立夫赫然比蔣介石還多了四票。戴笠手下的人開始起鬨，煽動CC派的人鼓掌歡呼。場麵一片熱烈的時候，陳立夫像彈簧一樣彈到了主席台前，一揮手擦掉了黑板上自己名字背後的一個“正”字，這樣他就比蔣介石少了一票。公開地作弊之後，陳立夫板著臉回到座位上一言不發，像是知道一場厄運即將襲來。

“什麼？那個陳立夫竟然在我背後使這套把戲？”

聽了戴笠添油加醋的報告，蔣介石一掌拍在桌子上罵道：“反了天了，他真以為世道變了，要騎到我脖子上去了！”

“那些CC派的人看到陳立夫票數最多，還全部都站起來歡呼，喊什麼陳局長萬歲，跟隨領袖的領導什麼的。簡直是冇有把校長放在眼裡。”戴笠繼續煽風點火，把蔣介石的一腔怒火煽得越燒越旺。

“來人，立刻把陳立夫扣留起來！”

蔣介石這個命令一下，那邊陳立夫早有準備。他馬上躲入天目山“養病”，然後托了許多與蔣親近的“重臣”向蔣說話。可是蔣介石對待威脅到他地位的人向來是心狠手辣，不留情麵。迫不得已，陳立夫隻得使用了最後一招，請他的叔叔陳其美的妻子前去說情。

恩師太太求見，蔣介石想拒絕都不行。陳夫人是哭著進門的，蔣介石看她那樣子，也隻好先請入座，再奉茶，好生安慰。

陳夫人一邊抹眼淚一邊說：“中正你也知道，我跟英士（陳其美的字）的獨生子已經不在了。立夫和果夫就是我倆的兒啊。他們有多大膽子敢不聽委員長的話，你難道忍心叫英士絕後嗎？”

這幾句話說得蔣介石是啞口無言。到了這個份兒上，蔣介石不看僧麵看佛麵，也就原諒了陳立夫的“死罪”，但感到必須對陳立夫的權力和囂張的氣焰加以抑製。於是，蔣介石開始有意識地削弱和抑製CC係特工的力量。他下令把三處劃歸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管，無形中就把郵檢處從陳立夫手下挪到了中立的位置。

戴笠手下的人搞**差一點，可是挑撥離間、打小報告的本事卻是無人能敵。他們收集了CC係安插在各地方郵檢所的工作人員的大量情報，向蔣介石不斷揭露CC係控製郵檢處的黑幕。在蔣介石的允許下，戴笠係統的特務不斷伺機反撲。爭奪郵檢處的各級領導權。終於在不久以後，蔣介石終於下令把郵檢處劃歸戴笠領導，由戴笠派軍統特務、黃埔一期生劉瑤擔任處長。戴笠自此更是揚眉吐氣地對郵檢部門大刀闊斧地進行改組，從處長以下到一般乾部，逐步換上自己的人，而把CC係特務一個一個地趕了出去。

曾經利用郵檢所把戴笠死死踩在腳下的徐恩曾如今看變天了，不得已幾次找戴笠進行交涉，請他公事公辦，把情報送到局本部。可是戴笠卻擺出從前一處對二處的態度，一味賣“牛皮糖”，敷衍搪塞。

戴笠處處與CC係爲敵，使CC係感到如鯁在喉，咽不進，吐不掉。這個訊息很快就傳到在天目山休養的CC係頭子陳立夫耳中。聽到手下的抱怨，陳立夫安慰他們忍耐，並且告訴說：“蔣介石的一貫手法就是要使手下的幾個派彆互相掣肘，以利於其掌握運用，防止形成尾大不掉，權重震主。所以如果某一方占了上風，也會被蔣介石打壓下去。所以不如維持麵前這個局麵，不要和戴笠的人公然作對。”

CC係的特務們很不服氣地對陳立夫說：“可是戴笠他的手下不就是一群流氓出身，他們有什麼資格爬到我們頭上？”陳立夫悠閒地叼著菸捲，看著報紙說：“人辦事，要用腦筋。用腦必目有所見，耳有所聞。而且，耳與目不能隻有一個，必須有雙耳雙目，才能兼收幷蓄。”陳立夫放下報紙抬起頭說：“所以領袖不會讓某一方爬到另一方頭上，情報機關必須同時有兩個，才能心明眼亮，決策無誤。同時你們也要做到擦亮招子，兼聽兼看，懂得什麼時候進，什麼時候退。”

聽到陳立夫的指示，CC係的人逐步退出了對郵檢所的爭奪。

2．權高震主寶座搖

中統、軍統之間的相互咬鬥，竟發展到自相殘殺的境地，一方麵固然是兩統積怨太深，愈演愈烈的結果，不打不足以擺平；另一方麵則是蔣介石自實行特務統治以來，國民黨內部各種矛盾重重，“方興未艾”，有著十分複雜的政治背景。其中一條主要原因就是蔣介石在依靠特務維護自己獨裁統治的同時，也使特務勢力乘機發展壯大，最終形成了一股非常強大的政治勢力，反過來又威脅到了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到抗戰中期，中、軍統的勢力都發展到了鼎盛時期。

特務勢力的不斷壯大，使徐恩曾、戴笠等特務頭子的政治野心不斷滋長和膨脹，並提出了能與自己實力相稱的要求。徐恩曾之所以後來不守本分，不安本位，一門心思地想在官場上有所作為，成為內閣官僚，就是因為他手中握有10萬中統特工。相比而言，在抗戰期間，軍統的勢力已經遠遠超出了中統之上，所以戴笠的野心比徐恩曾更加狂妄。他不僅企圖依靠特務勢力在國民黨高層中結黨營私，攀附權貴，而且還想利用軍統和美國海軍情報部門進行特工技術合作的機會，企圖挾美國人以自重，向蔣介石謀取國民黨海軍總司令的寶座。

徐、戴特務勢力的過度發展和他們自身的政治野心使蔣介石大為頭痛和擔憂。他深感中、軍統的力量都已經發展到了令人難以放心的程度，如果不及時加以抑製，就會產生不堪設想的後果。與此同時，隨著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形成，使蔣介石本人在國際和國內的政治地位都空前提高，在國內外、黨內外的統治地位也都更加穩固。此時對特務勢力依靠性的減弱與徐恩曾、戴笠大權在握，陽奉陰違、作威作福之間的矛盾愈顯突出。此時，特務勢力的張狂反而異化成了鞏固蔣家王朝統治地位的一種障礙，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儘快予以解決。

正在此時，從抗戰中期以後，蔣介石悄悄地發動了一次對“兩統”特務勢力的圍剿運動，以便對以徐恩曾、戴笠為代表的中、軍統特務勢力進行抑製。這場削弱特務勢力的“秘密圍剿”，一方麵將戴笠的軍統勢力放在了打擊的首要位置，初步達到了蔣介石的預期目的；另一方麵則加劇了中、軍統之間的咬鬥，使中統的勢力也有所削弱，兩統之間可以相互牽製，也有助於蔣介石對兩大特務組織分而治之，進行嚴密控製。在蔣介石不動聲色的運作中，徐恩曾和戴笠都感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政治壓力，深恐自己成為這次“秘密圍剿”的犧牲品，最終落得一個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場。徐、戴的這種惶恐不安和惴惴心態，主要是由於他們感到自己的生存空間已經受到嚴重的威脅，正變得日趨狹小。為了達到固位圖存、邀寵自保的目的，徐恩曾和戴笠都開始絞儘腦汁地運籌謀劃，一方麵力圖使自己所主管的特務活動能有所振作，做出令蔣介石滿意的成績，以取得蔣的諒解而不至於被拋棄；另一方麵則是中、軍“兩統”之間都增強了打擊對方的力度，都希望能一舉將對方打翻在地，形成在特工勢力中獨領風騷、一花獨放的局麵，以加強自己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用一句古語來說，就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這樣一來，兩統相互仇視和咬鬥的大戰，不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本來，蔣介石這次打擊的對象，是以戴笠為首要目標，徐恩曾為第二目標。蔣介石所采取的許多嚴厲措施，莫不是針對戴笠的軍統勢力，中統在初期隻是陪襯而已。此時，如果徐恩曾能夠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應對得法，收縮戰線，養精蓄銳，完全可以借蔣介石之手，趁機將戴笠打翻在地，從而徹底解除軍統勢力對中統的威脅，達到鞏固自己權位的目的。然而，徐恩曾的利令智昏使他根本不能看清當時的嚴峻形勢，因而冇有能夠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放過了戴笠和軍統勢力，反而為了從政學係手中奪取經濟部這塊肥肉，把攻擊的矛頭對準了實力強大的政學係，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而戴笠采取了十分狡猾的應變策略，先是韜光養晦，收編戰線，重塑形象，努力轉移蔣介石的視線，極力地將蔣介石對特務勢力的厭惡感和防備之心，用偷梁換柱、瞞天過海的方法，悄悄地轉移到徐恩曾及中統身上，形成徐、戴位置互換的局麵，使徐恩曾不知不覺地變成了蔣介石要打擊的第一目標。這樣，形勢逆轉，不但使徐在與戴的鬥爭中明顯處於下風，而且戴笠最終藉助蔣介石之手，把徐恩曾趕下了中統老闆的寶座，擊敗了中統勢力；戴笠自己也乘勢突破了蔣介石的圍剿，擺脫了被蔣清洗和唾棄的命運。於是，軍統勢力重新得以膨脹，且較之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直到抗戰結束後，蔣介石似乎才如夢方醒，翻然省悟，不得不第二次對戴笠和軍統勢力發起清算運動，這就使得戴笠比徐恩曾多得意了一年多的時間。

3．爭取唐縱計落空

自抗戰中期以後，蔣介石從各方麵加強了侍從室第六組的權力和地位，力圖把中、軍統置於唐縱的領導之下，企圖達到以唐抑戴、以唐製徐的目的。蔣介石之所以能夠對唐縱有如此的信任和倚重，是看到唐縱在擁蔣**方麵不在戴、徐之下，而在自律和操守方麵則要在戴、徐之上。唐縱這個人素無個人野心，權力慾也不強，這是讓蔣介石最感到放心的地方。而且，出身軍統的唐縱，雖然在以往有庇護軍統之嫌，但十分注意場合和把握分寸，儘量不露出痕跡和破綻，以免遭蔣介石的猜忌。有時為了避嫌，唐縱與軍統及戴笠之間有意保持一定的距離。當蔣介石決定打擊特務勢力並以戴笠為首的軍統作為首要目標、徐恩曾為首的中統勢力作為第二目標時，唐縱便積極揭露軍統黑幕，以迎合蔣的需要。

而戴笠也進一步看到了唐縱的重要作用，反過來又刺激了戴笠要藉助唐縱來解脫自己的策略。至此，一幅先將唐縱收買過來，把蔣、唐原先計劃的先打戴、後打徐的“兩打一”變成蔣、唐、戴聯手“三打一”的藍圖在戴笠的腦中形成。後來事實證明，形勢的確是朝著戴笠設想的方向一點一點地發展。結果，危如累卵的局麵，開始從戴笠身上轉移到了徐恩曾身上。可憐的是，徐恩曾對此冇有能夠看出，依然是渾渾噩噩，全然不覺。這正是徐的昏聵與失策之處，也正是戴的詭詐與得意之處。徐的失敗與戴的成功，也都是建築在這一點上。於是，戴笠為了對付蔣介石的“圍剿”，從而開始了一場與徐恩曾，同時更是與蔣介石爭奪唐縱的激烈較量。

戴笠對唐縱的籠絡，主要是從經濟上下手。當時，唐縱雖然在侍從室工作，身居內層，但與社會各界接觸很少，為人又小心謹慎，不願捲入貪汙舞弊事件。加之抗戰期間，大後方經濟凋敝，物價飛漲，所以在生活上時常感到拮據。戴笠抓住這一點，以補助車馬費為由，每月從經濟上對唐縱給予幫助。後來每月的車馬費增加到800元之多。這個數字相當於當時唐縱的月薪。如此之大的誘惑力，也就使唐始終不願痛痛快快地予以拒絕。這樣一來，在唐縱的內心深處，依然有一根看不見的繩子，被戴笠在另一頭死死地牽在手中。

而唐縱既得了戴笠那麼多饋贈，也就必須在蔣、戴之間的鬥爭中左右逢源，小心翼翼地兩麵敷衍。他既不敢違背蔣介石的旨意，公開對戴笠進行庇護，也不敢公然激怒戴笠，以邀蔣寵。於是，他為了保戴過關，不惜助戴為惡，把蔣的打擊矛頭有意識地引向徐恩曾。這樣，既完成了蔣交給的任務，保全了自身，也不得罪戴笠這個“財神爺”，真可謂是一舉兩得。

如果說戴笠僅僅是靠金錢的力量就打破了唐縱在中、軍統之間的平衡，將唐縱徹底地籠絡到自己的一邊，那就輕看了戴笠，也低估了唐縱。金錢收買隻是戴笠所采取的一個手段，他還有另一個手段就是對唐縱輔之種種恫嚇、威脅、挾持。唐縱是從軍統出身的人，戴笠非常瞭解他，知道他有一種膽小怕事的心理。戴笠吃準了這種心理，不時對他施以威脅、欺詐手段，不但使得唐在蔣、戴之爭中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最終保持一種守勢，而且在戴、徐之爭中明顯地傾向戴笠，以瞞天過海之計把蔣介石對特務勢力的惡感巧妙地引到了徐恩曾身上，而且與軍統攜手合作向中統進攻。

但不管怎麼說，戴笠用金元加大棒等武器，徹底摧毀了唐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唐在戴的淫威下，不得不與之攜手合作，從而既鞏固了戴笠國民黨特工王的地位，也使得唐縱在中、軍統之爭中，有了更為明顯的傾向性——袒護軍統和戴笠，打擊中統和徐恩曾。本來，蔣介石打擊的第一目標是戴笠，第二目標纔是徐恩曾。現在唐縱這樣做豈不違背了蔣介石的計劃？這在唐縱來說，實屬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戴笠的特務勢力那麼強大，對自己又有誘惑力和震懾力，自然是不可能有所表現了，倒黴的也就隻有徐恩曾領導的中統勢力。這正如唐縱分析戴笠所說：“冇有大的情報，隻得報告小事，如果冇有情報，將無以表現其成績。”此時，唐縱自己也不得不走上了他所不屑的這條路：打不倒戴笠，隻得打倒徐恩曾，否則，“將無以表現其成績”。於是，與戴笠聯手開展倒徐活動，就成為抗戰後期唐縱領導的第六組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如此，徐恩曾的處境就更加困難了。

但徐恩曾也並不是一個十足的大傻子，否則也不可能執掌中統15年，他對唐縱一樣表示過籠絡與借重的意思。在這中間，徐恩曾曾多次到第六組彙報工作，以求得唐的支援和諒解。在一次由徐召集的中統係統的高級乾部會議上，他特意邀請唐縱與會指導，把唐放在一個很顯要的位置上，“謙遜至極，畢恭畢敬”。而且徐恩曾利用招待唐縱吃飯的機會，向唐提出應“彼此互諒，不宜遇事稟報委座為言”。唐縱當即表示同意徐恩曾的說法，並主張“各情報機關之間，以信代疑，不宜彼此猜疑顧忌”。話雖然這麼說，但問題是唐、戴、徐這一場特工三角戰中，唐要貫徹蔣的旨意，既然不能助蔣倒戴，也隻好不得已求其次，助蔣倒徐了。否則，拿什麼向蔣介石交代？關鍵是，徐恩曾在爭取唐縱的過程中，既無戴的眼光，也無戴的手腕，更無戴的雄厚實力，自然不是戴的對手。

4．血鬥終成替罪羊

1944年，日軍發動了打通中國內地交通線的戰役——豫湘桂戰役。在河南，國民黨守軍湯恩伯所率40萬大軍被日本華北方麵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率領的15萬精兵打得落花流水，抱頭鼠竄。一月之間，丟失大小城池38座，喪失兵力5萬餘人，河南全麵陷於敵人手中。蔣介石也急紅了眼，揹著手在客廳裡急步走來走去，命令手下特務當即召集特務機關頭子到重慶上清寺官邸參加甲種彙報。會上，蔣介石向出席者們詢問關於山東、河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及zhonggong武裝部隊情況，由於徐幾年來一直忙於“獵官”，對中統的活動疏於過問，冇能夠掌握第一手資料，而且這次彙報事發緊急，事前來不及作充分準備。所以，當蔣介石臉色陰沉地問道：“可均，你來說說看。”徐恩曾隻有支支吾吾，胡編亂造一番，浮光掠影，文不對題，膚淺空洞。蔣介石聽得麵色愈加難看，有的問題蔣介石一再追問，弄得徐竟然張口結舌，無法自圓其說，十分狼狽。氣得老蔣青筋暴跳，嚴厲斥責其站在一旁，聽戴笠及其他人員的彙報。戴笠畢恭畢敬地站起來，口若懸河般講起來，條理清晰，分析深入得體，講了一大套，一聽便知是下了一番深工夫的。蔣介石的臉色這才慢慢緩和過來。二人對比如此鮮明，也難怪徐恩曾在蔣介石心中的分量越來越輕了。

在蔣介石看來，軍統的強項是策反汪偽漢奸集團的主要人物並開展中美情報合作活動，在這兩方麵的確都有上佳表現。而國際問題研究所在它的主攻方向——判斷蘇德、日美戰爭等重大國際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方麵，也都有不俗的成果。與此相比，中統在其發揮主導作用的**方麵毫無建樹，總不見什麼成績，在這方麵，甚至還不如軍統和國際問題研究所做得好。因此，在這次官邸彙報結束之前，蔣介石訓斥徐恩曾一番，責令他：“集中精力抓好**活動，做出點兒成績來！”

如果說蔣介石此時還對徐恩曾抱有一線希望，但這一線希望很快就落空了，很快就讓他大失所望。徐恩曾竟然發展到連國民黨內部反蔣分子的情報也做不來，簡直成了廢物一個。1944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內，一夜之間竟貼了一幅“總裁獨裁，中正不正”的“反動”標語，使蔣介石聞之大為震怒。他認為中央黨部曆來是CC係的大本營，戒備向來森嚴，絕不會是gongchandang分子所為，定是“黨國”內部有人對自己不滿。他命令徐恩曾徹底清查此事，也算是給他一個立功的機會。接到命令，徐不敢怠慢，派出各個領域的特務，內查外調，使出渾身解數，想法改善一下自己在蔣介石心中的地位。無奈是人在背運的時候，喝口涼水也塞牙，徐恩曾下了一番工夫，最終還是一無所獲。蔣介石幾次追逼其結果，徐恩曾總是無法呈交。氣得蔣介石指著徐恩曾的鼻子大罵：“娘希匹！在我們的心腹重地，出現這樣的事，既未能事先加以防範，事後複不能查出究竟，實在有失職守！”

過了不久，一位叫做拉鐵摩爾的美國人訪問延安回來，寫了一篇《解放區見聞》，順手送給蔣介石一份過目。蔣閱後，批給徐恩曾看。在他的批語中有這樣一句話：“如此因循泄遝，屍位素餐，將來死無葬身之地矣。”由此可見，蔣介石對徐恩曾的不滿，已經到了咬牙切齒的地步。

徐恩曾屢次遭到蔣介石的申斥，倒也不想破罐子破摔，就這樣下去。為了表示他有所振作，重新恢複中統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徐恩曾提出了一整套“中興”措施。諸如把原先每天工作時間從8小時改為10小時，還提出了“爭取時間，追求效果”、“一人一事，事事有人管，處處無閒人”等口號和目標。在實行後的最初幾天，徐恩曾身先士卒，率先垂範。每天準時在早6時到達局本部，上班後先到各辦公室巡視一番，然後纔回到局長辦公室，或處理檔案，或召jihui議研究問題。一時間，中統在他的帶領下上上下下風氣為之一振，很有些棄舊圖新的味道。在徐老闆的號召下，每個人都力圖重新振作起來，做出點兒成績讓蔣介石歡心。

可是“中興”了不到一個星期，徐恩曾自己先有些支援不住了。清晨6時，正是擁美高臥、睡意正濃的時候，他敵不過美色與倦意，一星期之後，6時已過，局本部各處室再也見不到徐老闆的身影了。上行下效，既然局長都做不到了，大小特務也就跟著不再辛辛苦苦地堅持下去。本來就覺得8小時已經夠用，增加兩個小時便感到無事可做，無非是在一起喝茶、聊天、看報紙。不滿一個月的時間，中統又完全恢複了老樣子。

到後來，人們才知道，徐恩曾這一次不過耍了一個花招而已，做個樣子，目的是把“中統已有一番起色”的風聲傳給蔣介石，使蔣對他的觀感和視聽有改變即可。不料，徐的如意算盤又被朱家驊和郭紫峻給攪和了。原來，這一表麵上轟轟烈烈，實際上虎頭蛇尾的官樣文章暗中早已由郭紫峻彙報給朱家驊，再由朱家驊彙報給蔣介石。結果，適得其反，弄巧成拙，蔣介石對徐恩曾的觀感更是壞得不能再壞了。很快，他的矛頭便從軍統轉向了中統，當戴笠坐著飛機到處奔波逃避蔣介石的指責時，徐恩曾正一步步走向自己給自己挖的深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