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另投新主結舊怨

其實，對於徐恩曾來說，朱、郭與之交訌而造成的內憂往往使他有驚無險，並冇有對他的下台起決定作用。真正的危險來自於由於特務勢力的畸形發展，徐恩曾等人權力**增強，想要進一步在政界發展。因為要謀官他重新選擇了靠山——吳鐵城，因而見棄於陳氏兄弟；因為要謀官，他盲目地向政學係大將吳鼎昌、翁文灝倉促發動進攻而見罪於翁、吳；因為要謀官而不安心從事特務工作，在**鬥爭中冇有做出突出成績，而見怒於蔣介石。這三個方麵的內容，加之來自戴笠軍統的打擊，就構成了徐恩曾的“外患”。這外患是使徐恩曾下台的決定因素。

中統特工帝國原本是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一手創立，徐恩曾能夠雄踞中統十幾年，完全是得自陳氏兄弟的提攜和支援，中統能夠步步發展壯大，也是與二陳的耳提麵命和全力支援分不開的，許多重大決策均出自二陳的策劃，一些重大事件甚至是陳立夫在幕後直接指使或指揮。從這個意義上說，蔣介石一直把中統當作是陳立夫在做。事實上，在全麵抗戰以前，中統從人事、經濟到重大業務，莫不決於陳氏兄弟之手。徐恩曾對二陳交代的事情，也都是唯命是從的。徐即使是需要向蔣介石報告情況，也從不敢直接去蔣的官邸，一般都是由陳立夫代為轉達。除非蔣介石親自召見，徐直接向蔣麵陳的情況是少之又少。全麵抗戰爆發以後，由於CC係的核心小組織——青天白日團被蔣介石親自砸爛，陳氏兄弟控製徐恩曾及中統的力度有所削弱；同時，這個時候也正是特工總部剛剛升格為中央調查統計局，蔣介石為了從組織上割斷陳氏兄弟與徐恩曾的聯絡，在中統之上，更安排了一箇中央秘書長的“堂官”，這就使陳氏兄弟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名正言順、隨心所欲地對中統發號施令。但是，由於雙方長期以來形成的那種榮辱與共、水火交融的關係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分開，所以在許多問題上，徐恩曾基本上還是聽命於陳氏兄弟，中統也還是跳不出CC係的圈子，雙方保持著一種親密無間的關係。

但是，到了抗戰中期以後，陳、徐之間的這種親密無間的關係開始起了令人難以察覺的細微變化。之所以出現這種變化，首先是由於抗戰期間特務勢力的畸形發展。因蔣介石長期奉行“特務治國”的方針，中統特務組織在抗戰時期一度達到它的頂峰階段。加之特務力量大到無邊無際，小到無孔不入，上至蔣介石，下至普通百姓，無不切實感受到特務力量的威懾作用。徐恩曾作為國民黨的兩大特務頭子之一，自然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和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他覺得自己有實力，有資本，有十幾年來一直苦心經營的中統特務組織做後盾，要比那些雖貴為部長、次長，但職務常有調動，忽而掌管這個部，忽而又到那個部，時而抓黨務，時而搞行政的那些人強得多。儘管如此，可徐恩曾還是想利用他的優勢往政途轉移，向特彆任命的政務官（相當於部長）的寶座發起衝擊。同時，由於徐恩曾與陳氏兄弟之間的表親及同鄉關係，長期以來始終被陳氏兄弟看成是第一號心腹人物，以至於涉及CC集團核心力量的聯絡活動，大都交給徐恩曾負責辦理。這就使徐在CC集團中居於一種起承轉合、上傳下達的重要位置，極具能勢。當時，許多從外地到重慶開會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或國民參政會參議員經常是吃住在徐恩曾家中，徐為此在家中另備客房一間。來自湖南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賴璉在徐的家裡曾住過半年以上。至於一些因公務、述職或調動而到重慶的CC係地方頭目，每次除拜訪陳氏兄弟外，無不要到徐恩曾的官邸拜訪。正因為徐長期以來在CC集團中扮演這樣一個特殊的角色，所以在自我感覺上，他從來都是把自己看成是CC係的第三號實力人物，其勢儼然淩駕於其他CC分子之上。這也是他不安於隻做一名中統特務頭子的主要原因。

基於“謀官不能依靠二陳”這一認識，徐恩曾便尋找朝中大權在握的得勢者以及有能力提攜自己的人物，最終認定非中央秘書長吳鐵城莫屬。吳是著名的國民黨“說客”，曆史上的寧漢合流，東北張學良易幟、入關助蔣，國民黨寧、粵、滬三方合作等重大事件，都是由吳在幕後擔任重要的策劃人物。蔣介石為了酬謝吳的“說功”，先後任命他為上海特彆市市長、廣東省zhengfu主席等要職。1941年2月，國民黨召開五屆八中全會，決定由吳鐵城接替葉楚傖的中央秘書長一職。吳鐵城看準徐恩曾是中統的鐵腕人物，認為隻要能把他收為己用，也就等於抓住了中統。

吳鐵城自從做了中央秘書長，中央黨部的經費分配大權開始轉到他的手裡，自然在徐身上花錢是不用說的。而且吳鐵城還非常瞭解徐恩曾的心理：像徐這樣在國民黨政壇沉浮了這麼多年的政客，如何鑽營做官早成了他的本能和最大願望。隻有在做官方麵給他一點實惠，才能真正地把他爭取過來，讓他死心塌地地為自己工作。當然吳也深知，徐恩曾是陳氏兄弟的人，要把他推上去，不拉上陳氏兄弟是不行的。不然CC係會攻擊吳是在挖他們的牆腳，蔣介石也會由此對吳的居心產生猜忌。於是，吳鐵城請出陳果夫一起保薦，以加強特務活動為名，簽請蔣介石批準由徐恩曾兼任交通部政務次長。

吳鐵城的這一手，弄得陳氏兄弟頗有些左右為難。就其內心來講，讓徐恩曾升官，既不好反對，又不太情願。徐恩曾是自己的心腹，他能升官發財，爭還爭不來，豈有加以阻攔之理？再說，這樣做也是擴大CC係地盤，於情於理都不好不支援吳鐵城的提議。但是，從另一個方麵來說，鑒於以往的教訓，張厲生、朱家驊都是羽毛豐滿以後，便脫離CC係的，而且中統是CC係最後一張王牌，絕不能再失去控製，讓他人染指。所以，當陳果夫表示同意支援徐恩曾升官的動議之後，曾拍著他的肩膀，諄諄告誡說：“可均，你一定要心中有數，中統是我們的基本，交通部是我們的發展，今後仍應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統方麵。千萬不要因為擔任了交通部次長，便放鬆了基本。那樣可就得不償失囉。”

但是後來，徐恩曾為了謀官，果然企圖繞過陳氏兄弟這一關，單獨走吳鐵城的捷徑，這在陳氏兄弟的眼裡，自然被視為是一種“異數”，一種離心傾向，是步張厲生、朱家驊的後塵。所以當徐恩曾陷入被黜的困境時，陳氏兄弟不但不肯出手相助，反而在背後暗中掣肘，使得徐孤軍奮戰，這就為徐最後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2．染指經濟未如願

徐恩曾要謀官，要打天下，向政界高層發展，除了以吳鐵城作為政治靠山外，自然需要尋找一個突破口。當時，“內閣”各部和“封疆”之職，大都被政學係分子把持，使CC係和黃埔係分子頗為不滿。無論是CC還是黃埔，要想成為“內閣大臣”和“封疆大吏”就必定會與政學係爲敵。換句話說，隻有打下去一個政學係分子，才能上來一個CC係分子或黃埔係分子。徐恩曾也不例外。當時，在國民zhengfu行政院中，有兩個政學係盤踞的部門成為徐覬覦的重要目標，一是交通部，一是經濟部。徐恩曾已經當了交通部政務次長，由次扶正，順理成章而且較有希望。但徐恩曾認為交通部部長張嘉璈是北方財閥的領袖人物，也是一位聲譽顯著的老銀行家，他既有外國勢力作背景，也有政界大員做後台，又有財閥集團支援，朝野兩方麵的關係都已盤根錯節，未必容易對付。況且，珍珠港事件後，所有的出海口及重要的交通乾線幾乎丟失殆儘，僅剩下滇緬公路這一黃金通道，還被一些權勢人物所控製。所謂的交通部門成了一個空殼子和冷衙門。但經濟部的情形恰好相反。它是由原先的實業部、資源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建設委員會等機構合併而成，主管業務龐雜，除了財政之外，其他經濟方麵的工作也都囊括其中，其職能幾乎相當於戰前的半個行政院了，經濟權力之大，令人垂涎欲滴。可偏偏這麼一個為各方矚目的經濟部長竟為地質學家翁文灝所得。據徐恩曾所知，翁文灝固然也算是一個政學係分子，但是能當上這樣一個大官，不是因為他會鑽營或者在治國安邦方麵有多大本領，而是趕的機會好罷了。九一八事變後，翁文灝與蔣介石見過一次麵，他的學識、見解、風度以及浙籍出身都給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5年國民黨“五全”大會後，蔣介石為了改善國民zhengfu被黨棍、官僚、政客把持的形象，點綴一下所謂的民主政治，便彆出心裁地搞了一個“學者從政”運動，於是翁被選中，出任萬人矚目的行政院秘書長。徐恩曾自認為憑自己中統頭子的身份，把他搞下台不成問題。

問題是，徐恩曾自己對經濟之道不用說不比翁文灝能高明到哪去，就是連許多起碼的經濟知識也還冇有能搞懂。不過，他自信有比翁高明的地方，那便是由自己集中一批經濟學家，組成一個智囊團，或親自登門求教，聆聽教誨；或下帖宴請，終日酒食伺候；或開會研究，一個個高談闊論。最後，在總結這些人的發言的基礎上，徐恩曾針對當時令蔣介石最為頭痛的經濟與物價問題，讓中統的“經濟專家”趙毓麟起草了《穩定經濟的緊急措施》及《加強管理物價的方案》兩份檔案，集中表達和闡明瞭他對穩定及改善經濟的看法。

為對付翁文灝，徐恩曾所采取的另一個措施就是潑臟水。他密令潛藏在經濟部的特務加強對經濟部活動的監測，以尋找能夠發難的突破口。諸如：經濟部有無重大的貪汙案件，是否有潛伏的zhonggong地下黨與進步人士等。密令一下，在經濟部的特務聞風而動，想方設法捕風捉影，滋生事端。

翁文灝早就聽說徐恩曾有奪取經濟部的企圖，但冇想到他竟然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他覺得身正不怕影子歪，乾脆大鬨一場，弄個水落石出，免得給人落下話柄。於是他就怒氣沖沖地到蔣介石那裡告狀去了。蔣介石對於這位內閣中具有清廉耿介聲望的老學者還是比較尊重的，瞭解了事實之後，把徐恩曾找來大罵一頓，弄得他灰頭土臉，卸甲丟盔。

兩管封了一管，徐恩曾隻好死抱著《穩定經濟的緊急措施》和《加強管理物價的方案》兩塊敲門磚，想用它們敲開經濟部的大門，冇想到門冇敲開，反而砸了自己的腳。

原來政學係首腦人物吳鼎昌看到他的方案之後，瞭解了他的居心和野心，便有意在蔣介石麵前拆他的台，大肆渲染這兩份方案有多麼不切實際。喪失還手能力。他還故意對蔣介石說：“委座，說句不好聽的話，他徐可均懂得什麼經濟之道。這兩篇文章無非是他找了一夥人，東拚西湊出來的一個非驢非馬、不倫不類的東西，無非是向您蔣先生‘獵官’的工具罷了。”這“獵官”兩字可非同小可，簡直就是對徐恩曾進行攻訐的雪上加霜、畫龍點睛之筆，也無疑戳在了蔣介石的痛處。因為吳鼎昌素來知道蔣的個性：高傲自負，最恨部屬自作聰明地愚弄他。現在，徐恩曾為了獲取經濟部長的寶座，竟然通過找人炮製所謂“經濟方案”來向他“獵官”，不啻觸犯了蔣的大忌。經過吳的一番挑撥，蔣介石覺得如夢方醒，原以為徐果真有什麼挽救黨國經濟的靈丹妙藥，不料竟被矇在鼓裏。多虧自己找吳鼎昌垂詢，否則中了徐恩曾的詭計，豈不讓天下人恥笑。

從這以後，徐恩曾開始走起了背運。不但經濟部長的寶座與他徹底無緣，而且連已經到手的交通部政務次長、中統局副局長的寶座也坐不穩當了。相反，翁文灝不但冇有被徐逼下台，其經濟部長的職位反而更加穩如泰山。9個月以後，翁兼任中美合作組建的戰時生產局局長，全麵主持戰時軍需生產。半年以後，他在國民黨“六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出任國民zhengfu行政院副院長兼經濟部長，成為風雲一時的國民黨要人。而吳鼎昌在這時也被調任國民黨zhengfu文官長，成為參與謀劃與決策“黨國”大計的核心幕僚。就在兩人仕途春風得意的時候，徐恩曾的背運達到了頂點，而且與翁、吳的好運相對應：1945年1月18日，吳鼎昌進入中樞，被任命為國民zhengfu文官長，幾乎是在同一天，徐恩曾被蔣介石免去本兼各職；1945年5月，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翁文灝當選為中央執委，第五屆中央執委徐恩曾被掃地出門。

徐“獵官”未成後，蔣介石對他本已形成的惡感不斷增加，認為他不務正業，放棄對**情報的領導，使中統工作長期不見起色。這導致其政治行情一路下調。

3．偽鈔案發蔣公怒

1938年10月，武漢三鎮即將被日軍占領，國民黨zhengfu機關滯留在武漢的大批人員及重要物資急著運往重慶。由於戰事迫近，時間緊張，運輸工具缺乏，使運輸工作十分緊張繁忙。當時中國銀行還有一批钜額鈔票冇有運走，隻好臨時征用一輛大卡車。在行至湖北某地時，由於聽說日軍將至，加上汽車燃油即將耗儘，駕駛員和押送人員為了活命，顧不得將鈔票燒掉，稍作外表偽裝隱藏後，便棄車徒步潛逃。事後相關人員自感事關重大，便向中國銀行彙報說，途中因汽車備油耗儘，車輛無法繼續行駛，按緊急情況下的處理辦法，已將鈔票全部焚燬。當時，前方戰事正緊，無法進行檢查，這種情況也是很可能發生的，中國銀行就信以為真，認為隻要鈔票冇有落到日本人手中，也就由它去了。於是，銀行便把該車所載鈔票的票號報請國民黨zhengfu財政部予以登出，並通知了各分支銀行。其實，在運鈔人員棄車之後尾隨而至的並不是日軍，而是中統湖北省調查室的特務。他們發現這輛無主的運鈔車後，便立即封存起來，然後向重慶局本部報告。當徐恩曾接到報告後，見錢眼開的他喜上眉梢，立即下令中統湖北省調查室對此車鈔票嚴加保護，等到時機成熟，派專人押運回重慶局本部處理。徐恩曾一心想獨吞這筆钜額資金，貪心和私心使得他喪失理智，一念之差終於鑄成大錯。

1943年，徐恩曾又惦記起這筆钜款來，便讓中統湖北省調查室的特務秘密押送至重慶。當車走到重慶三鬥坪檢查站時，被軍統的檢查人員攔下來。他們一看車上滿載鈔票，就起了懷疑，嚴加檢查、盤問，並向負責押送的特務索要手續單。中統特務支支吾吾，神情緊張。軍統人員便將人車一起扣留，稟報上級處理。

戴笠得到報告後，精神也為之一振。他立即派人將鈔票送中國銀行檢驗。中國銀行很快得出結論：這批钜額鈔票確係中國銀行發行，不是偽造，但這批鈔票的票號，早在抗戰初期就已全部登出作廢，從而鑒定這批鈔票為假鈔。聽到這個結論，戴笠欣喜若狂，當即以“中統局偷運假鈔案”為題親自向蔣介石遞交了一份報告。報告中統特務私運假鈔、擾亂國家金融秩序、破壞抗戰大局、影響很壞等等。蔣介石閱罷報告，一看人贓俱獲，又有中國銀行的旁證材料，怒火中燒，當即批轉憲兵司令部軍法處，將押運人員判處死刑，以正法紀。

徐恩曾隻好請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出麵從中斡旋，二陳在中央黨部召開的由蔣介石親自主持的總理紀念週活動結束後，硬著頭皮向蔣介石陳述了假鈔案的具體經過與事實真相。蔣介石同意從輕處分，並由軍法處緊急通知刑場，暫停實行腰斬。冇過多久，那個押鈔員被減了刑，後來又被保釋出獄。

本來假鈔案已經弄得徐恩曾十分尷尬被動，孰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起偽鈔案再次將徐恩曾逼入絕境。如果說假鈔案的性質隻是徐個人斂財、在一定程度上破壞金融的話，那麼偽鈔案則是坑害國家、戕害人民、傷天害理的無恥勾當。

抗戰中期以後，大後方經濟凋敝，日用品奇缺，造成物價飛漲，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但在東南沿海各省，特彆是國統區與淪陷區接壤的皖南、浙西一帶，通過蔣、日、偽之間進行物資交換活動，形成了一種畸形“繁榮”景象。在這種情況下，為進一步緩解大後方日用品奇缺狀況，經國民黨行政院國家總動員會議通過，並經蔣介石允許，決定藉助中、軍統的特務力量，直接運往大後方銷售。由於這項活動有钜額利潤可圖，中、軍統都非常積極。軍統在浙江淳安成立了通濟公司，中統則在安徽屯溪場口成立了利通公司。從重慶運出桐油、水銀等物資，到東南沿海換回棉紗、布匹、文具、紙張、五金交電等日用品。

為了便於在上海地區開展業務，中統利通公司便又在上海成立了一個安源公司，任務主要是替利通公司在上海組織搶購敵偽物資。無論利通公司的中統特務怎樣使勁，生意也做不過軍統的通濟公司。但是窮極思變，在上海的安源公司老闆程士範無意中也找到了一條“生財之道”。

原來，抗戰爆發後，在國民黨中央銀行撤離上海時，將印刷10元法幣的銅版運到香港中華書局儲存。香港淪陷後，銅版被日本特務機關得到，再次運到上海，大量仿製10元麵值的法幣。因程士範與上海日本特務機關的淵上等人素有來往，於是淵上主動找上門來，提出以1元偽儲幣比40元贗品新法幣的優惠比價，請程幫助推銷。程士範看到有如此大的賺頭，也冇有多想，便以安利辦事處的名義，拿出5萬元偽儲幣，一下子購買了200萬元贗品新法幣。可是等到他拿到這批偽鈔後，才發現這種鈔票在上海不能流通。為了能將這筆錢儘快出手並獲取利潤，程隻好通過安利辦事處主任高子文密電重慶朱家驊，請示能否將這批偽幣運回重慶，用以收購老百姓的桐油和水銀等。他認為這樣做一樣可以“一本萬利”。電報發回重慶局本部後，被徐恩曾搶先拿到。他覺得這樣一筆賺錢的買賣，與其讓朱過問，還不如自己直接做了。於是，他直接密電上海安利辦事處高子文，指定了運鈔時間、路線、地點，讓高等密運重慶交徐恩曾處理。本來，這件事徐做得十分機密，除了幾個直接參與辦理此事的特務外，在中統局中也隻有顧建中、郭紫峻等核心人物才瞭解一些情況。

但郭紫峻為了搞垮徐恩曾，把持中統局的大權，竟然不惜向軍統出賣這樣的絕密情報。一天，他在軍統電訊處長魏大銘家閒談時，故意將此事泄露出去。戴笠怎麼會善罷甘休？他派人在浙江設點守候，待偷運贗品新法幣的商船一到就拿獲，共計截獲了新法幣193萬元。

此事在中、軍統之間掀起了軒然大波。徐恩曾懇請陳果夫出麵，找到蔣介石並冇有直接談“偽鈔案”一事，而是提出了從根本上解決“兩統”內訌的問題，其意圖是使蔣以為偽鈔案是兩統內訌的結果。在各個黨國高級乾部懷著自身難保的擔憂四處奔忙下，蔣介石批示將程士範、高子文等四人判處死刑，而對徐恩曾額外開恩“應加處分一節，不交軍法之行總監部裁處”，對他算是相當照顧了。

戴笠看到總監部出的結果後大為不滿，認為如此判刑是矇蔽領袖。他窮追不捨，想要藉此機會把徐恩曾徹底打翻在地。於是戴笠又弄出了一個“王書青zousi案”。這個zousi案是長期以來戴笠備下的一個殺手鐧，將已經被逼到懸崖邊上的徐恩曾狠狠又踹了一腳。到了這一步，蔣介石即使有利用徐恩曾抑製戴笠的心理，也被徐恩曾的爛泥扶不上牆弄得失去了興趣和信心。這也就註定了徐恩曾被黜下台的命運。

4．滿盤輸被黜下台

到1944年下半年，在種種內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徐恩曾已經陷入了四麵楚歌的境地。他的垮台，已成命中定數，隻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就像那句老話說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1945年1月，山城重慶春寒料峭，國民黨政壇也在麵臨抗戰勝利即將到來的關鍵時刻。這時候，蔣介石一方麵開始把目光轉向解決國共兩黨的關係問題，同時在高層人事上進行了一些區域性調整，為5月5日召開的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做準備。1月9日，徐恩曾的政敵，戰時生產局長翁文灝兼任以管理“增產”軍需品為主的中美聯合生產委員會主任，進一步得到了中美高層的信任；1月18日，徐的“剋星”吳鼎昌被任命為國民黨zhengfu文官長，成為蔣介石身邊的核心智囊人物；1月23日，國民黨zhengfu下令由俞飛鵬接替曾養甫為交通部長，沈怡繼徐恩曾出任交通郵政務次長，徐恩曾正式被逐出zhengfu機構。僅過一天徐恩曾頭上的中統局副局長也被拿掉，落了個“免去本兼各職，永不錄用”的下場，其實對曾養甫、徐恩曾（包括免去朱家驊兼任的中統局局長職務）等人的免職，可以看作是蔣介石追究他們在交通部利通公司偽鈔案中負有瀆職責任的繼續。隻是曾養甫雖屬免職，是因身體長期有病，免職後很快就赴美治療；朱家驊被免去兼職，更是因為他已任國民zhengfu教育部長，與中央黨部係統的中統局長風馬牛不相及，屬情理與意料之中。可以說，即使冇有這樣一個瀆職罪，曾、朱二人的本兼職也要被免，至於徐恩曾就不一樣了，他不僅冇有能夠像曾、朱二人那樣先提出辭職而後被免職，能夠找個台階自己下，反而在蔣介石下達手令時，還十分絕情地加上“永不錄用”四個字，那意思就是告訴徐恩曾：“從此以後，你就死了做官的那份心吧。”

免去徐恩曾的本兼各職，可以說是蔣介石自創建國民黨各大係統的特務組織以來，第一次解除一位特務頭子的職務。他也怕徐恩曾為此狗急跳牆，臨死咬一口，發生什麼意外，於是就派唐縱去瞭解一下徐的情緒和想法。唐縱回來報告說：“與可均泛論時局得失中，彼之情緒尚平淡，並無懊喪之情。”蔣介石聽到唐縱的報告後，不再有所顧慮，正式下達了免職的手令。隨即，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命令葉秀峰立即接任中統局局長一職。1月25日上午，蔣介石在上清寺官邸主持甲種彙報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組織部部長陳立夫、軍統頭子戴笠、憲兵頭子張鎮、緝私警察頭子宣鐵吾、軍令部二廳代表鄭介民等。除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芃生因病請假外，國民黨各情報係統的頭子基本上都出席了。此外，在一般情況下並不出席這種高級情報會議的幾個二流角色，如軍統局的代理主任秘書毛人鳳、中統局副局長顧建中和郭紫峻等，這一次也破例被特許通知出席。就在這次會議上，葉秀峰以中統局局長身份，第一次在國民黨最高情報係統負責人會議上公開亮相，並請各位“多加關照”。徐恩曾也是第一次冇有在這類會議上露麵。一個在國民黨特工領域中縱橫馳騁了15年之久的著名特務頭子，從這一天起在國民黨情報係統中徹底消失了。

徐恩曾在被革職的初期，的確像唐縱說的那樣，情緒還算穩定，並且內心深處也還有一個幻想，那就是希望蔣介石所說的“永不錄用”，隻是一時的氣話，事情或許還會有轉機。與此同時，使他心裡感覺不太痛苦的原因還有一個，那就是這個時候的徐恩曾雖冇有了實際職務，但還算不上是“光棍”一條，頭上畢竟還保留了兩個虛銜：一個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一個是中國工程師學會理事會副會長。1945年春，經過徐的活動，也出於吳鐵城對他的憐憫，便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職權派遣徐恩曾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赴貴陽視察，藉此機會散散心，並出席了貴州省黨部的總理紀念週。徐還在會上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即席講話。

在貴州風光了一圈，的確減輕了一些內心的煩躁與痛苦。可哪裡知道，徐恩曾在貴陽的一舉一動早已被軍統特務掌握得一清二楚，並立即就此向戴笠作了彙報。戴笠便以“徐恩曾用中央黨部名義在外招搖撞騙”為題，做了一篇大文章，呈送給蔣介石。蔣看了這份材料，怒不可遏，當即把吳鐵城找去申斥一番，命吳馬上將徐恩曾招回，並且聲色俱厲地交代：“現在應該讓他好好地反省一下，不是去到外麵搞什麼個人宣傳的時候。你記住，今後不許徐恩曾再做任何政治活動。”吳鐵城好心好意為徐爭取了一次機會，冇想到代他受過，弄了個灰頭土臉。從這以後，自然不想再為徐兩肋插刀，火中取栗了。徐恩曾得知蔣介石對此事的反應後，也漸漸感到事情不妙。但由於他對蔣的心理估計過低，自我仍感覺良好，因此企圖東山再起的幻想始終冇有完全破滅，現在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國民黨的六全大會上。1945年5月5日，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中央訓練團大禮堂召開，徐恩曾以前任中央執委的身份，滿懷信心地參加了會議，並且心裡盤算著剩一箇中央執委的虛銜，估計蔣先生不會把它再拿走了。結果這一次又大大出乎徐恩曾的預料。

到5月19日選舉的這一天，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正式向代表大會遞交了六屆中央執、監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共計480名。並且規定：隻許劃去其中20人，其餘460人均為新當選的六屆中央執、監委員。如此一來，大批新人紛紛湧入第六屆中央執、監委員會，其人數之多，竟超出了上屆中央執、監委的一倍以上。而且從五屆中央執、監委員來看，為了體現全黨一致的“團結”精神，除叛國投敵及死亡者外，其餘99%的五屆中央執、監委員都被蔣介石列入了候選人名單，剩下的10%的倒黴者中，偏偏就有徐恩曾。特彆令徐不能容忍和意想不到的是，在他被徹底掃地出門的同時，吃掉其空額的竟是zhonggong叛徒張國燾。天底下的事往往就是這樣。與gongchandang浴血奮鬥了15年之久，最後的下場竟不如一個zhonggong叛徒張國燾吃香。蔣介石的刻薄寡恩，讓人仔細想想真有點不寒而栗的感覺。至此，徐恩曾這才意識到雖有15年的**功勞，但並不能以此平息蔣介石的震怒。蔣對自己所采取的手段，已經到了翻臉無情、斬儘殺絕的境地。

從國民黨“六全”大會回來後，徐恩曾足不出戶、閉門思過達一月有餘，有一次中統大特務張國棟去拜望他，和他閒談。徐恩曾若有所思地給張國棟講起了“請君入甕”的典故。他說，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務莫過於武則天時代的周興和來俊臣了。周、來二人都曾出死力支援武則天當政，對建立武氏王朝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兩個人最終的結局卻是“請君入甕”、“兔死狗烹”的下場。徐恩曾深有感觸地說：“不怨彆人，隻怪周、朱知道武氏集團的**太多了，所以武則天纔要殺他們。”說完這話，他呆呆地望著天花板。沉默了一會兒，徐恩曾欠了欠身，話鋒一轉：“唉，自古大特務都是不得好死的。所幸委座行‘王道’，舉‘仁政’，對我寬宏有加，冇有借我的腦袋一用。這真是領袖的再造之恩，讓我今生不忘。”說到這，徐恩曾用手拍了拍腦門，苦笑了一下，表示慶幸自己的腦袋仍然長在脖子上。

其實，他真的該為自己感到欣慰。因為在他下台後僅一年多的時間，他的死對頭戴笠就死於非命，暴屍荒野。從此，徐恩曾心有不甘地遠離了國民黨的政治圈，這個罪惡昭彰的中統特務頭子也逐漸淡出了曆史舞台。

1985年，徐恩曾病死於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