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擴勢力共商**

中統特務機器由科發展到局，其機構如何設置，人員如何分配，以適應新的任務，著實讓徐恩曾費了一番腦筋。這時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全麵抗戰已經爆發，一方麵是民族戰爭上升為國內的主要矛盾，過去完全不被特工總部重視的反奸防謀活動，不得不提上中統工作的重要議程；另一方麵是中統主要的破壞對象中國gongchandang這時幾乎成了合法政黨，紅軍已經改編為八路軍開赴抗日戰線浴血奮戰，gongchandang領導人周恩來等也正在武漢領導轟轟隆隆的抗日群眾運動——公開的**口號自然是不能再喊了，但**大業還遠冇有完成——徐恩曾他們深知主子的心。於是，中統局在抗戰時期擬定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條腿是以日偽為主要對象，開展反奸防諜活動；另一條腿是以zhonggong為主要對象，開展隱秘的**防共活動。

與兩條腿走路方針相適應，徐恩曾對中統機器做了重新調整，一改特工總部時期按專業分工的原則，改為按照工作對象進行分工，分設3組1處1室：第一組主管情報與總務，第二組主抓zhonggong及其他黨派調查，第三組管黨政與日偽調查；一處為交通管理處；一室為會計室。這時期的工作人員在200人左右。1939年起，內部組織經過多次改組擴大，增加了許多新的單位，到1942年已經增加至700人左右。需要說明的是，作為一種特殊機構，中統局的編製員額完全不受什麼組織條例的限製，而且不一定報請蔣介石批準，所以事實上是徐恩曾一個人說了算。

1942年，徐恩曾以**為由，對中統局做了一次大改組，設立了與組、處平行的內部機構達17個之多。分工也更細了，首先是按照番號排列的三個組：第一組做敵偽調查，第二組做黨派調查，第三組做黨政調查；其次為按照業務劃分的交通管理、統計和特種經濟調查三個處；再次為六個室，即秘書室、人事室、機要室、會計室、專員室和資料室；最後為五個委員會，即訓練委員會、紀律審查委員會、僑務委員會（後改為僑務小組）、考績委員會及黨員調查網建立委員會（簡稱“調建會”）。此外還有由徐恩曾、顧建中親自主持掌握的“生廬”，由曾任國民黨黨部委員的中統高級特務10人左右組成，專門負責對gongchandang進行陰謀破壞的研究設計；還有一個帶點群眾性的組織即“新生活運動委員會”，負責組織文娛晚會之類的。此外，中統局在重慶還辦有兩個農場，一在西溫泉，一在市郊台子，各占地千畝以上，局總乾事詹連吾為場長。貪圖享受的徐恩曾在兩地都建有私人彆墅。農場中的一部分為局辦公處所，像資料室，為避空襲就設在歇台子農場；另一部分為中統辦訓練班的場所和中統特務暑期休養的場所。因中統局當時在重慶負責管理整個市區的特務活動，所以局下還設了個“重慶實驗區”，此外，中統局還附有“經濟檢查隊”和“糧食調查隊”。

這麼看來，中統局的機構可真夠繁多的，而其核心和靈魂則是第二組的黨派調查活動，這可是徐恩曾最能表現“才華”之處，也是他繼續升遷的根本點。何謂黨派調查？調查和破壞gongchandang及其他黨派所從事的“令國民黨深感不安的”正義活動是也。徐恩曾是**起家的，好不容易熬到現在這份上，他當然不會疏忽了自己的老本行，為防止自己的下屬被“國共合作的假象”所“迷惑”，他一次又一次地在他們耳邊敲邊鼓：“國共合作隻是暫時的，國共分裂是必然的，咱們切不可掉以輕心。”

後人常常提到“龐大的中統帝國”，中統機器的龐大，指的主要是它基層的擴展和滲透。像蛆蟲的繁殖一樣，中統的基層細胞繁殖的非常快。前文提到，中統剛成立的時候，也就200多人，可後來竟然膨脹到10多萬人，關於這一點有資料為證。據1941年中統人事科考績表統計，這年的中統人數是：局本部488人，重慶實驗區137人，各省市9655人，各部會2000餘名，民眾團體300多名，外圍骨乾690餘人，共計13270人之多。這裡指的還隻是按月在中統領取薪水的職業特務，還不算那些已經有了社會職業不在中統領薪的義務特務。

也許有人會問，看來同為特務，情況還很不相同？的確如此。中統特務機關的構成是很複雜的，可以說彙聚了偷搶摸拿之徒，各行破壞搶劫之事。大致來看，可分這麼五類：

第一類是“調工”，即調查工作人員，這“調工”又分“專任調工”、“兼任調工”和“義務調工”三種。“專任調工”就是職業特務，經常向局領取津貼或車馬費；“兼任調工”簡而言之就是兼職特務；“義務特工”是完全儘義務的特務，他們不支取薪水，也無其他名義。也許有人又會問了：莫非有人對此行當有癮，不給錢也白乾？還真有這麼一夥人。他們錢雖說不拿，功利心卻一點兒也不弱，這幫傢夥大都是想依靠中統的支援，達到個人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二類為黨員調查網，這是一幫暗藏在國民黨黨政機關中的中統特務，他們分佈在國民黨中央的黨政機關中，一部分還分散在各地方的黨政高級人員中間。據不完全統計，由各省、市、鐵路調查統計室建立、掌握、運用的調查網，合計達10萬人左右，分佈在各省、縣，甚至鄉鎮之中。他們的作用發揮得並不平衡，有的甚至隻是掛個空名。

第三類為通訊員。通訊員中又分學生通訊員和特約通訊員兩類，數量最多時在全國合計有近10萬人。

第四類為外圍分子。這外圍也分兩類，一為秘密的基本外圍，一為公開的普通外圍。

第五類為特種情報工作人員，簡稱為“特情”。這是一幫最危險的特務，他們隱藏在zhonggong和其他進步團體之中，是特務中最機密的一類。中統局對他們完全是單線領導，除了直接領導人、直接主管人之外，任何人都不會知道。建立“特情”的方法有兩種：分彆為打入和拉出。“打入”就是偽裝進步，逐步混到革命團體和進步團體的內部潛伏，竊取機密情報。“拉出”又可分為兩類，一類為對某一選定的革命人士，用特務手段進行bangjia，然後以生命相威脅，逼其叛變，簽完字以後，再放回去，這樣拉出的時間一般都在三個小時以內，以免被對方團體發覺；另一個拉出的方法，是對革命團體中地位較低、思想覺悟不高的人，用金錢或美色拉攏利誘，迫其叛變。

除了外圍分子外，上麵提到的這五類特務合計有20萬人之多。

2．思想武器最鋒利

經過長期“摸索”，**起家的徐恩曾**的韜略還是越來越“高明”了，他因此一次次得到陳氏兄弟和老蔣的嘉獎。這裡對他的**伎倆做一簡單介紹。

特務頭子徐恩曾最初對付“gongchandang”的手段是一味地逮捕、關押、屠殺，推行過程中他發現這種高壓政策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於是便與嘍囉們一起研究出一套比較係統的勸降、誘叛、“自首”的感化政策。他非常注重通過特工訓練班的方式，堅決地將這套“方針政策”貫徹到大批中、下層特務中去，形成一個“以組織對組織”的堅實基礎，從而達到“擴大自首潮流，瓦解zhonggong組織”的目的。

在一次“智囊團”會議上，他對手下這撥“gongchandang問題專家”說：“咱們在實行自首政策的過程中，要提倡軟著陸，也就是說一旦在基層發現了一名zhonggong嫌疑對象後，不要立即逮捕他，而是把他作為說服教育的對象，派出咱們的人給他做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把他們徹底挽救過來，能拉一條魚過來，可比一刀殺之要高明得多……我建議在兄弟們中間開展說服共黨分子的競賽活動，誰說服的人多，就獎勵誰，就提拔誰。”很明顯，那些擔任勸降、說服任務的特務，必須具備一定的理論水平——不但要有反革命的理論，而且對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等理論，也要有相當瞭解。徐恩曾為此不遺餘力地舉辦特工訓練班，大力推進小組學習生活，以提高特務們的**水平。

不過徐恩曾的這一手對我黨廣大乾部尤其中上層乾部往往就變得綿軟無力了。主要原因是gongchandang區以上的乾部參加黨組織的時間比較長，理論文化水平較高，政治意誌也比較堅定。徐恩曾他們三腳貓似的小伎倆自然就失去了威力。對此，徐恩曾還是那一套手段，那就是“殺殺殺”。

一段時期後，徐恩曾嚐到了“勝利”的滋味，一次他多喝了幾杯法國葡萄酒，開車（他喜歡自己開車，而且車技還挺高）來到主子陳氏兄弟的官邸，興沖沖地彙報工作，大談自己的**心得：“對付gongchandang，我的經驗是不可操之過急，不急於破壞，為的是最終能夠擴大破壞麵——有時候非不取也，時機不成熟也。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要把zhonggong組織一鍋端……”

對於那些被逮捕的zhonggong人士，特工總部則主要將其送往“反省院”。

按國民黨的統治體製，反省院隸屬於司法院，受當地高等法院的管製。剛成立的時候，因司法人員的**“水平”太差，“工作效率”太低，徐恩曾很不滿意。他覺得反省院應交給**權威特工總部來直接控製。於是他打出**招牌，請求上級讓黨務調查科插手反省院。他的請求還真得到了視gongchandang為眼中釘的國民黨上級組織的批準。這麼說吧，從1932年開始，反省院在形式上固然仍歸屬高等法院，而實際上已經改由徐恩曾的特工總部領導。徐恩曾還專門在南京丁家橋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內設立了一個科，專門主管反省院的業務，科長王劍虹、乾事萬大鉉等都是**老手。反省院的人員也做了大換血，除少數被吸收為特工總部的特務仍繼續工作外，原來人員大都被擠走，由特務來頂替。改頭換麵一番之後，反省院的工作步入了一個“新階段”，院內建立了一整套進行政治欺騙的製度和辦法。

反省院所標榜的政治訓練中心有三：一以所謂的全民革命，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二以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三以被歪曲的三民主義反對**。

對於被抓來、接受“反省”的gongchandang員，特務們一貫的誘騙方法，是強調以政治欺騙和汙衊代替謾罵，倡導所謂的儒教思想，攻擊社會主義製度的普遍性原理。他們往往擺出一副客觀公允的口吻說，“**是不錯，但並不適閤中國國情，中國這樣的一個發展現狀，若實現**，不亂纔怪呢！”他們還把青年人蔘加革命說是職業問題，用以掩蓋社會問題的實質，等等。學習材料主要是戴季陶的《孫文主義哲學基礎》、胡漢民的《三民主義的連環性》、陳立夫的《唯生論》等。上課由訓育員負責，所謂精神講話，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課程，多由反省院聘請一些反動報刊的主筆編輯，所謂的社會名流學者，以及國民黨黨部委員等擔任。

反省院規定，對於所有的“反省人”的“反省”，以六個月為一期，每六個月舉行一次考試。試題多為《對蘇聯的認識》、《中蘇關係》、《三民主義與**之比較》、《自覺覺人說》之類。考試不及格的留級，繼續“反省”半年。訓育員時常用威脅的口吻對在押的人說：“如果三期不及格，便要槍斃！”意在促使在押的人儘快接受反動派的灌輸。如果被認為考試及格，就發給一張“準予自新”的證明書，釋放出去。對於這些被釋放出去的所謂“自新人”，特務們有一條規定，就是必須接受當地中統特務機關三年的管製。在此三年期間，必須參加所謂“自新人員訓練小組”，小組會每星期舉行-次，彙報個人本週內所到過的地方、接觸的人、所做的事、所發現的問題，等等。中統還經常派人對這些人秘密監視，如果被認為有繼續進行gongchandang活動的嫌疑，就隨時可以重新關押監禁；如果未經中統特務的許可而自由離開原規定的地區，定要受到嚴厲處罰；如果本人找不回來，此人的家人親屬要受到牽連，以致被關押起來，迫令其找回這個“自新人”。

徐恩曾對反省院的工作是非常重視的，除了本人親自前往視察外，還規定各反省院都要定期向他作工作報告。像首都反省院實際上是當時特工總部的一個單位，院長廖家楠經常參加特工總部的工作彙報。該院設有專為中統特務關押革命人士的特彆監獄，並配有各種殘酷的刑具，如電刑等，以備威逼利誘之用。

一係列**“功績”，使得徐恩曾一時“聲名鵲起”。這麼說吧，在1928年至1937年10年間，中統始終成為蔣介石最倚重的處理zhonggong問題的權威機關，徐恩曾也被譽為國民黨內所謂的“gongchandang問題專家”。

3．同室操戈惹民憤

1936年，徐恩曾指示江西建立一個總的特務機構“特種工作委員會”，作為中統在江西的分支機構，協助**。

“特工委”成立後不久，即在江西逮捕了一批gongchandang的高級乾部，隨後徐恩曾利用這一重要線索，搗毀了zhonggong南方工委，致使南方工委主要領導廖承誌等被捕。成功破壞zhonggong南方工委，成了徐恩曾在戰時跟zhonggong鬥爭的最大“成績”。

zhonggong南方工委事件始於1940年冬天。當時zhonggong南昌市委被破獲，狡猾的敵人以此為契機，設計了一個巨大的陷阱。

徐恩曾授意手下，在江西組織了多次秘密大搜捕，以切斷zhonggong江西地下黨與其上級zhonggong南方工委的所有聯絡。與此同時，江西的特務利用他們已掌握的密碼同南方工委重新取得了聯絡。

江西台的特務們為了騙得南方工委的信任，故意編造了一些假情報作搪塞。南方工委的負責人對這些情報進行了分析，未找到什麼破綻。

可正在這形勢對特務們非常有利時，江西的特務頭子之間為如何展開下一步工作出現了重大分歧。以中統新任贛室主任章誌仁（原主任馮琦已改任特工委主任）為一派，認為現在掌握的南方工委情報已不算少，在南方工委將信將疑之際應立即摧毀南方工委，否則夜長夢多，一旦南方工委發現事情有詐，到手的魚必會脫鉤而去。與此意見截然相左的，是以馮琦為首的“特工委”，這一派則認為現在對南方工委下手為時尚早，應該繼續深入獲得更有價值的情報。兩派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互不相讓，官司最後打到徐恩曾那裡。

重慶國府路78號，中統局本部。

時間已是晚上10點左右，中統局本部的二樓會議室內仍是燈光通明。徐恩曾此時正和自己的謀士們討論針對zhonggong南方工委的下一步計劃。

隻聽一個聲音講道：“生米既已做成熟飯，乾嗎不掀鍋，遲了可就是前功儘棄。現在瞭解的情況已差不多，該出手就得出手，至少先抓出南方工委的電台再說！”講話調門很高的是徐恩曾的心腹乾將、局本部第三組組長謝永存。

聽了謝永存的發言，王思誠站了起來，依舊是那副文縐縐的知識分子樣，他向上推了推眼鏡，講起話來有條不紊：“永存兄的意見我有些不敢苟同，如果依永存兄所言現在下手，當然會小有斬獲，可我們要是暫時忍耐一下，爭取獲得更大的情報，那時再下手恐怕就不是一兩部電台的事了，說不定還會抓到gongchandang的大頭目。這前後相比，可是小巫見大巫了。依我之見，目前尚不宜打草驚蛇，提早壞了好事，看準形勢相機而動也未嘗不可。”

今晚參加徐恩曾謀士大聚會的全部是中統的最核心骨乾，結果討論的情況竟然和江西方麵十分相似，也是兩派意見相持不下，王思誠、張國棟明確表示同意馮琦的意見，暫緩對南方工委下手，而謝永存、張思茂則明確表示支援章誌仁的建議，看來最後的結果還要徐恩曾拍板。

徐恩曾邊聽手下的意見，心裡也在琢磨著。兩派意見可說是各有利弊，不好用誰對誰錯來下結論。從他本心講，他當然希望抓住的gongchandang越多越好，可這又得冒一定風險，萬一偷雞不成反蝕把米，就太不劃算了，他也一時冇了主意，低頭沉思起來。

眾特務們一見局座搜腸刮肚、凝思苦想的痛苦樣，就都停止了議論，會場上一時靜了下來。

大約過了幾分鐘，徐恩曾抬起頭來，看了看在座的幾個人，開口說道：“諸位最近聽到過彆人怎麼議論我們嗎？”

王思誠、謝永存等人麵麵相覷，搖了搖頭，他們一時猜不透徐恩曾究竟要想說什麼。

“現在有人背後議論我們中統局全是一群光拿錢不乾事的笨蛋，還說什麼老將廉頗，該讓賢了。恨不得把我們一腳踢開，讓他們來管中統。不是我徐恩曾今天說大話，中統雖小五臟俱全，哪一個零件壞了都彆想運轉得靈，誰要是想管，就讓他來試試！”

特務們一聽，敢情局座這些日子在外麵受了些閒氣，心裡窩了火冇處發泄。小個子張國棟十分機靈，一聽徐恩曾話裡有話，趕快介麵說道：“國棟前些日子也曾聽得些閒言碎語，很是難聽，所以我剛纔同意思誠的意見，就是想把事情做得大些，休讓彆人小瞧了咱們。”

徐恩曾看了看張國棟，點點頭以示同意，“人活一口氣，樹爭一張皮，恒心常在，機會難得，現在大魚還未上鉤，貿然動手還覺早了一些，我的意見是再等等看，可以讓江西方麵繼續與zhonggong南方工委聯絡，有情報再向我彙報”。徐恩曾仍堅持了他最初的意見。

眾人見老闆已拍板定案，誰也冇再做爭論。會後徐恩曾還擬訂了一個周密的行動計劃，一是電告江西務必嚴密封鎖訊息，做到動手前滴水不漏；二是要統一江西的意見，任命莊祖方暫負全責，以免章、馮二人發生齬齪。

在徐恩曾的授意下，莊祖方作出了一個頗陰險而又大膽的計劃，他通過江西台向南方工委發去訊號，希望南方工委派乾部到江西“視察工作”。莊祖方認為此舉可以讓南方工委消除對江西方麵的懷疑，進一步接近南方工委的中心組織。

南方工委領導人方方正準備派人去江西探個究竟，所以他接到電報未及多想，就決定委派南方工委組織部長郭潛親赴江西。按照地下工作慣例，郭潛先給省委書記謝育才發出一封帶暗語的信件，定於5月份在曲江與他見麵。

信到了特務手裡，莊祖方一時搞不懂信的含義，隻得把謝育才夫婦和未滿月的小孩從監獄裡放出來，軟禁在一處逼問信的暗語。

謝育才見信後大驚，知道郭潛要來事態嚴重。他和妻子趁看守疏忽拋下自己的孩子逃了出來，萬分火急地迅速通知南方工委領導。可是為時已晚，南方工委遭到嚴重破壞。

5月30日，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zhonggong廣東省委委員廖承誌在廣東、湖南交界的樂昌縣被捕。

麵對形勢的繼續惡化，周恩來又致電廣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尹林平，指示南方工委所屬地區，除日占區、遊擊區黨組織照常活動外，國統區黨組織的活動一律暫停，已暴露身份的黨員乾部要全部轉移，其餘乾部也應暫時隱蔽，一切以安全為第一，堅持“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同時命令方方迅速撤回重慶。

此後，南方局作出“南委領導取消，工作停止”的決定，zhonggong南方工作委員會工作至此全部結束。

徐恩曾在破壞zhonggong南方工委後，得到蔣介石的讚揚，蔣並頒發大筆獎金以示鼓勵。徐恩曾後來在中統內部的慶功會上自吹自擂，說zhonggong南方工委事件是他繼顧順章案之後**生涯中的又一大“傑作”。

4．技窮又思放謠言

國民黨中統喜歡並注重造謠活動，也是由來已久、“有著光榮傳統的”。

當初在《上海申報》上謊登《伍豪等脫離共黨聲明》姑且不再說了。戰前在上海的時候，他們還辦了一家“謠言公司”——《社會新聞》雜誌社，由中統特務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三條漢子”挑大梁主乾，可冇多久，就在社會各界的一片“噓”聲中收攤了。徐恩曾哪裡受得下這口氣，他決定重打鑼鼓另開張，搞出個名堂來。到了漢口以後，他親自創辦了一份《大漢晚報》，派手下乾將梁輔丞、王思誠、張國棟等“擔綱主演”，這是1938年4月的事了。

為掩蓋其本來嘴臉，徐恩曾令這些辦報的特務全部使用化名，梁輔丞任總編輯，王思誠做發行人，張國棟及情報科的骨乾特務充任編輯記者。經費來源名義上由中統特務私人集資合股興辦，但實際上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給予津貼加上徐恩曾從中統經費中撥給一定的補助費。創辦該報的宗旨，當然還是繼續兜售原來的那一套以**為目的的謠言飛語。

至於新聞來源嘛，好辦，抄錄中央通訊社的訊息即可。為了增加真實感和獨家采寫的分量，每天都不忘煞有介事地安插上“本報專電”數條，上麵用“詳儘的事實”報道“八路軍遊而不擊、運而不戰”等種種“令人髮指”的作為，“以此說明”gongchandang發動人民戰爭，主要是“擴充實力，借勢坐大”，等等。其實這些所謂的“本報專電”，都是由特工總部所屬各特務室發來的不儘翔實的情報，由梁輔丞改頭換麵，添油加醋拚湊而成。

這份報紙剛辦的時候，一般老百姓不明真相，認為其確實有獨到之處，也就掏幾枚銅板買一份看看，一時間銷路還挺不錯。可辦著辦著，讀者就覺得不對勁兒，“怎麼每天都是這些事兒？有的相互之間還有牴觸？”讀者的胃口被破壞了，銷量隨之下降。梁輔丞一看這樣哪行，還得想轍，幾個人一琢磨，就在報上署上“本報明日有重大新聞發表，希望讀者注意”之類的新聞預告。其實呢，預告的訊息，頭一天就已經捏造好了，等到第二天作為頭條新聞刊登出來就是了。這種小花招，欺騙讀者於一時還可，時間長了，狐狸的尾巴就露出來了，讀者越來越不買賬了，報紙的銷路至此一蹶不振。到這年9月份，這家報紙就無法維持生存了，10月份，藉著國民黨zhengfu西撤之機，徐恩曾決定趁勢收篷，關門大吉。好在這個時候早已經冇有人要看該報了，無聲無息地結束後，居然也冇引起什麼社會反響，甚至連國民黨內部也冇注意。以至於中央宣傳部每月依舊發“津貼”，梁輔丞問徐恩曾是不是把這份津貼給退回去，徐恩曾把眼睛一瞪：“做這樣的傻事乾嗎！上既予之，我便取之，咱們的**大業需要票子越多越好！”他老人家這麼一裝聾作啞，中央宣傳部的津貼竟一直給到1938年底。

到了重慶，徐恩曾雖不敢明目張膽地開辦像《社會新聞》、《大漢晚報》這樣拙劣的“造謠公司”，但他不甘心，還在瞅機會“找gongchandang的碴”，編造更“高水平”的謠言，亂一亂gongchandang的陣腳。其時國共合作、全麵抗戰已經爆發，徐恩曾一箇中統局長之所以敢這樣“冒天下之大不韙”，不用說，是得到“上麵”默許的。他也是把準了老蔣的脈搏。

徐恩曾覺得這樣造謠還不過癮，1941年，他又指示在中統局內部專門成立了一個“分化瓦解委員會”，以手下的第一號“**專家”王思誠為主任委員，專門從事這一類的“心理作戰”活動。“南方工委事件”發生後，徐恩曾“大膽”起用zhonggong叛徒郭潛為該委員會的書記，主持“分化瓦解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開始郭潛真有點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讓我當分化瓦解委員會書記，這麼看得起我，徐老闆真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有氣魄！就憑這一點我也得好好乾，更何況這也是我立功的好機會，得讓他們看看我郭某人雖然膽子小了點，腦子還是滿有兩下子的！”

他鉚足了勁兒，全身心地投入到這項缺德“事業”中去了。他琢磨著先來個“開門紅”，熬了幾天幾夜，終於炮製出一條“特大新聞”：“中國gongchandang內分裂出一個非常委員會！”宣傳說“非常委員會已經召開了代表大會，發表了非常委員會宣言”等，說得似乎鼻子眼睛亂動，可仔細一琢磨，卻又並非那麼天衣無縫。

他把自己的“傑作”誠惶誠恐地呈報給徐老闆——徐恩曾一開始對這個過去的zhonggong乾部比對彆的叛徒高看一眼，心想這傢夥的謠言也許水平會比彆人的高吧。於是就大張旗鼓地分派一批中統特務到重慶、貴陽、昆明、成都、西安及陝甘寧邊區周圍去放謠，在中統內部很是熱鬨了一陣子。

一段時間過去了，徐恩曾又派一幫特務前去“收謠”，結果發現，gongchandang那邊對此毫無反應，社會上對這些“特大訊息”也很不敏感。徐恩曾不禁有些失望：

“看來郭潛這廝肚子裡也冇什麼玩意……唉，叛徒畢竟是叛徒，他以zhonggong高乾之身，而能夠甘心在我手下賣力，證明囊中貨色不過爾爾！”

此後，郭潛又“殫精竭慮”地“創作”了《新紅樓》、《某某傳奇》等兩部謠言大書，廣為散發，但效果仍如第一次一樣“令人失望”，隻讓徐恩曾越發看他不起了。

中統炮製謠言最鼎盛的時期，是在1944年。當時中國gongchandang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在華北、華東廣大地區建立了許多敵後根據地，粉碎了日偽軍的多次進攻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封鎖，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在人民群眾中也建立了很高的威望。與此相反，日軍從湖南進占廣西、貴州，國統區內物價飛漲，法幣貶值，人民生活愈加困難，老百姓怨聲載道。國內形勢對國民黨越來越不利了。蔣介石急了，徐恩曾身上的“擔子”更重了。

中統特務們的謠言，嘩眾取寵於一時，終因與事實相悖，要不了多久就“壽終正寢”了，耳朵被謠言磨出繭子來的人們，對其自然是愈來愈反感，以至於有人再說什麼“zhonggong怎樣怎樣了……”有的人就會把耳朵掩起來，直喊“耳朵疼”，收謠的特務情緒免不了大受影響，久而久之，積極性也就降了下來，徐恩曾漸漸地對“秘宣科”的工作有些不滿起來，也經常批評科長王秀春。

王秀春垂頭喪氣地找到大特務張國棟，詢問該怎麼討老闆歡心，張說：“重慶人口七八十萬，放個謠言還不跟在人群中放個屁一樣，怎麼能保證人人都聽到？所以你至少應該保證讓徐先生知道纔是呀？”

一聽此話，王秀春茅塞頓開。

轉天，徐恩曾就從司機、保鏢和保姆處分彆聽到“秘密訊息”：“zhonggong內部又搞分裂了！”“zhonggong內部土包子派和國際派相互攻擊……”徐恩曾聞之大喜，馬上又表揚王秀春“在工作上有所改進，希望再接再厲，放出更多更好的謠言來”。

中統特務的造謠，並不僅僅對準gongchandang，對一切進步民主人士也同樣捏造誣衊，其中最刻毒的莫過於對人身進行的造謠了。徐恩曾對此自有“高見”：“中國人最怕身子不正，最怕被彆人說三道四，不少人又特彆熱衷於傳瞎話……所以對於人身所造的謠言，一方麵容易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和興趣，容易迅速傳播；另一方麵，一個似是而非的謠言，一經傳開，等到後來再來辟謠更正，就猶如一張白紙上塗上了墨，無論你怎樣洗刷，也總免不了多少有一點痕跡。”這就是他的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