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殺害左聯五作家

在蔣介石的殘酷壓製下，不僅中國革命和gongchandang人受到極大的迫害，連文藝工作者都在高壓下艱難地求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革命文藝作家團體。在成立大會上，魯迅發表了題為《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演說，強調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觸實際的社會鬥爭。他對左聯工作提出四點意見：“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戰線應該擴大”；“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

左聯一成立，立即遭到國民黨zhengfu的破壞和鎮壓，如取締“左聯”組織，通緝左聯盟員，頒佈各種法令條例，封閉書店，查禁刊物和書籍，檢查稿件，拘捕刑訊，秘密殺戮革命文藝工作者等。

1931年初，南京陰雲密佈，風雨滿樓。徐恩曾召來心腹愛將顧建中、王思誠、張國棟等。他先和顏悅色地說：“各位兄弟，辛苦辛苦，咱們為黨國立下不少功勞，這都是各位兄弟的智慧結晶，我徐某人非常感激！”眾人趕緊說：“哪裡哪裡，這都是徐老闆領導有方，領導有方！”

徐恩曾微笑著把話鋒一轉：“隻是最近上海文化界亂鬨哄的，一幫不知天高地厚的酸文人折騰得越來越不像話了。雖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一旦人心攪亂，人心思動，這幫傢夥又與毛匪多有勾結，如此定會危及政權。蔣先生對此已經非常煩悶、非常惱火，他希望我們精誠合作，再拔頭籌，把這股反動的火苗徹底澆滅！”

徐恩曾又緩了緩口氣，說：“思誠，你是我們的理論專家，你多從理論上擊垮他們；建中弟，可撒下天羅地網，重點突擊，各個擊破，給他們點血腥味聞聞，諒必嚇破他們的膽子，看誰還敢亂嚼舌頭！”

他做了一個“優雅”的砍頭的手勢，眾殺手心領神會。

“當然，我們也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人，要一幫一拉，恩威並施，若能多釣幾條大魚就更妙了！”徐恩曾對手下麵授機宜，一場殘酷的捕殺即將拉開。

1931年１月７日，zhonggong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這次會議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乾涉下，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進入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還通過了代錶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zhonggong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案》。六屆四中全會決議在左聯傳達後，引起許多黨員的不滿。左聯一些成員在何孟雄、林育南及李偉森召集下於1931年1月17日在英租界上海漢口路東方旅社召開討論抵製王明路線問題的秘密會議。

1月16日，上海洛陽書店（南京路王盛記木器店樓上），“左聯”的一次黨員大會在此召開，潘漢年、馮雪峰、胡也頻都蒞會，討論王明的《為zhonggong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儘管這次會議事前籌備得相當週密，保密工作做得也不錯，但還是被特務察覺了，他們分頭跟蹤圍堵與會代表。參加會議的共有35人，其中包括左聯四位青年作家，同時也都是zhonggong黨員的柔石、胡也頻、殷夫（白莽）、馮鏗。

會議正在熱烈進行時，一個“茶房”突然闖進來說：“電燈出了毛病，要檢查修理。”說完便拉滅了電燈。不一會兒，隨著電燈的再度亮起，一群全副武裝的特務衝了進來，逮捕所有與會人員。送妻子回杭州生孩子的李偉森在事發次日趕到東方旅社時也落入早已埋伏在那兒的特務之手。

柔石等人被捕後，英租界當局立即對此案進行了審理，並當庭決定將全部犯人“引渡”給中國當局。所謂“引渡”，實際上就等於判了死刑。柔石在洋行做事的一位同鄉王育和為他們聘請的律師張橫海在法庭上據理力爭，提出根據有關規定，凡是租界內發生的案件應由租界地方法院審處。但律師的要求被法庭無理拒絕。大家當庭高聲叫嚷起來：“我們不服判決！”“我們冇有罪”！“我們抗議！”1月23日，包括左聯五作家在內的35名同誌被解押到龍華警備司令部。李偉森由於當時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上海辦事處負責人，敵人對他也特彆注意，單獨進行了提審。據zhonggong中央軍委特科工作人員李趨時後來從敵人刑訊筆錄中的摘錄，李偉森在庭審中痛斥敵人：“禽獸，閉住你們的臭嘴！gongchandang員都是千錘百鍊用純鋼打成的人，這樣的人，你們永遠也殺不完。我們的良心和靈魂，永遠屬於我們的黨，你們應當知道，中國人民你們是無法斬儘殺絕的，你們要當心，倒是你們這些禽獸的末日快要來了，你們受到民眾審判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和李偉森一樣，其他被捕人員在提審中也都表現得很英勇。南京國民黨當局見從他們口中得不到什麼東西，便於2月5日給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下了一道對其中24人“秘密處死”的密令。

2月7日晚，看守所照例對每個犯人進行點名。與往常不同的是，這次點名由看守所長親自出麵，並且還帶了十幾個憲兵，每個憲兵手持一隻手電筒，每點到一個名字，就用手電筒照一下臉，空氣顯得很是緊張，大家預感到要出事。果然，點完名後大家剛睡下不久，隻聽到獄中弄堂裡傳來一陣陣皮鞋聲，原來憲兵在一號、二號、三號籠子挨次提人了。“這麼晚了，喊我們起來做什麼？”大家高聲抗議道。看守扯著嗓子說，“南京已造好了大牢，現在要乘最後一班車，把你們送到南京去。”

然而，憲兵並冇有將這24人帶到樓下去乘車，而是將他們押到了樓上法庭。法庭一排高椅上坐著法官、書記員，旁邊兩個人分彆拿著執行書，對著照片依次看了每個人的臉，然後便要他們摁手印。前麵兩位同誌以為這是要解送到南京去的公文，便糊裡糊塗地在上麵摁了手印。第三個輪到柔石時，他仔細看了看檔案，隻見上麵寫著“驗明正身，立即綁赴刑場槍決”幾個字，他憤怒地將執行書一推，轉過身來，對後麵的人說：“同誌們，這是執行書啊！我們不蓋！”大家一聽，立即憤怒地叫道：“不蓋！我們犯了什麼法？”“為什麼我們到這裡一個月了，連問也不問？”“什麼法庭？你們這群豬玀！”“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gongchandang萬歲！”在一片憤怒的吼聲中，有人拿起凳子向法庭扔去，有人打破玻璃窗，法庭上頓時亂作一團。幾個法官見狀氣急敗壞地對憲兵連長叫道：“立即拖出去執行！”說完便驚慌地躲到後麵去了。24位誌士奮力抵抗，決不下樓。憲兵用刺刀逼也冇用，最後隻得幾個憲兵拖一個，一邊拖一邊打。有的被拖出門時，還頑強地和敵人搏鬥，心慌意亂的憲兵在門口就將其槍殺了。有的被打得倒在地上站不起來，最後被憲兵拖到龍華警備司令部旁邊製造局的大煙囪下殘暴地槍殺了。當第二天獄中的難友們前去替他們卸鐵鐐時，看到除三個女同誌下身還留著一條短褲外，其餘的人衣服全被剝光，柔石頭與胸部中了十彈，胡也頻也中了三彈，全身血肉模糊，可見當時搏鬥之激烈。24位烈士殉難後，他們的屍體被憲兵秘密埋在龍華司令部外麵的荒野上。

24位被害者都很年輕，其中五位青年作家中柔石29歲，殷夫（白莽）29歲，李偉森28歲，胡也頻28歲，馮鏗隻有24歲。

儘管革命者們獻出了生命，但左聯仍頑強戰鬥，除上海總盟外，還先後建立了北平左聯（又稱北方左聯）、東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組、廣州小組、南京小組、武漢小組等地區組織。參加左聯的成員，也不限於文化工作者，還擴大到教師、學生、職員、工人，盟員總數達數百人。

2．懷柔女作家三年

當有良知的中國人都在為被殺害的左翼作家扼腕歎息時，徐恩曾和他的手下卻在彈冠相慶。他對顧建中等人說：“雖說殺了這些年輕人不無可惜，他們的一些作品我也看過，確實小有才華，可不殺也不好辦，革命和反革命都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希望你們再接再厲，把上海的文藝界、輿論界完全操縱在咱們手裡，讓其服服帖帖地為黨國服務……我們已經殺了他們個措手不及，讓他們不得不有所忌憚。另一方麵，我們也要適當地運用一些懷柔政策，拉一批有影響的文化人過來，為我們搖旗呐喊……”

作家丁玲便是他們實施懷柔政策的一個目標。

1933年5月14日，頻曝新聞的上海灘又出了一條特大新聞，曾創作過《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知名女作家丁玲在光天化日之下失蹤了！據6月19日的《大公報》報道，丁玲是5月14日中午在其居住的崑山路七號五樓第二號房因人告密而被捕的。

徐恩曾得知丁玲被抓來，zhonggong江蘇省委又受到重創，真是喜不自禁，他犒賞了部下一番，又囑咐顧建中等安排“投誠”的gongchandang人前往勸降。

一天，丁玲正躺在床上，忽然有人造訪，卻原來是投降國民黨的gongchandang人汪盛荻。這姓汪的原是zhonggong江蘇省委的宣傳部長，自以為可以說服得了丁玲。但丁玲和第二任丈夫馮達始終冇理他。他自覺冇趣，隻好攤牌直說了：“第一，你是gongchandang員，你無法抵賴。我已經向國民黨講了。”

“我不是gongchandang員，你憑什麼瞎說！你有什麼證據？我隻是‘左聯’的盟員。”丁玲說。

“第二，你不要幻想宋慶齡、蔡元培能救你。”

“我根本不作任何希望。”

“第三，胡也頻被捕是gongchandang內有人告密。”

“胡也頻是國民黨槍殺的！”

針鋒相對，直來直去，汪盛荻見一時不能誘降，隻得灰溜溜地走了。

第二天，他又來了，轟都轟不走，丁玲看出了他的“苦衷”，挖苦他說：“你是不是向人誇下了海口，交不了差？昨天你來時還有點神氣，今天你明白來了無用又不敢不來！唉，你脖子上給人套上了一個圈是嗎？”說完也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汪盛荻不敢發作，隻得走了，此後再也冇來。他之後，接二連三地又來了幾個勸降的叛徒，都毫無作為地碰壁而去。

此時，zhonggong和丁玲的朋友們也都在積極籌備拯救她出去。文化界、婦女界一再發出呼救書，發表反對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宣言，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民權保障同盟”的人物，為人權被踐踏而強烈抗議，併發動營救。由於丁玲是在租界被bangjia的，租界捕房也抗議當局侵犯了他們的“治外法權”，惹怒洋大人，自是當局犯忌的事，冇辦法，當局隻得矢口否認。這期間沈從文找了胡適，胡適又質問上海市長吳鐵城，吳鐵城一麵“複胡適電亦堅決否認丁被公安局捕去的事實”，一麵打電話給徐恩曾，催他儘快想出個妥當的辦法，不要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6月25日，徐恩曾“大駕光臨”丁玲被軟禁的小院。他想以儘可能誠懇的態度“軟化她”，他相信自己的氣質風度、口才和作為成功男人的魅力。

丁玲正蹲在院子裡用死蒼蠅引螞蟻出洞。她看見一個穿長衫的人，乾乾淨淨，相當悠閒地踱了進來，並冇理會她。

徐恩曾徑自走進屋裡，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師椅上。

一名看守走到丁玲麵前說：“徐科長看你來了！”徐恩曾製止了他，和藹地問：“生活怎麼樣？”

“現在是吃官司，說不上什麼了！”

徐恩曾吃了個閉門羹，又轉了個話題。“我們把你弄到南京來，實在是一個‘誤會’。我們並冇有想抓你。抓你不但對我們冇有用處，而且引起了一些社會輿論。據說令堂已到上海，要向法院起訴。我想你可以寫封信給她老人家，不管你說些什麼，我們都可以把信寄去。或者你寫幾個字給什麼朋友也行。你可以同他們通訊的。”徐恩曾又語氣親切地說。

在想要閱讀書報的條件得到滿足後，丁玲終於答應給朋友寫信，告知自己的處境。但是她始終不與國民黨反動派合作。

不過這暫時的優待也是個騙局。幾天後，丁玲被押往莫乾山。轉年又被押回南京城，軟禁在一種老式的屋子裡。後來在同誌們的幫助下，在軟禁三年後，丁玲終於回到了黨的懷抱。

徐恩曾對這段曆史也有記述，在他的回憶錄《暗鬥》中，他寫道：

“……1935年春天，她生了一個女兒。這時她的丈夫（指馮達）患了肺結核病，不能起床。我仍常去看她，但發覺她的情緒一天天地消沉了……

有一次我去看她，在談笑中，她很隨便地談到北平的景物，言下很有欽慕之情，我明白她的意思，於是就鼓勵她去玩一次，第二天我派人給她送去一筆旅費，結果她去玩了一個月纔回來。

秋天到了。有一天，她買了糖果餅乾到我家裡送給我的孩子，對我說她身體有病，要到上海找個日本醫生診治，我同意了。第二天她就捨棄了病倒已兩年的丈夫，撇下了親生的女兒和她的母親，隻身去上海，以後就不再回來了……”

徐恩曾的“懷柔”政策終以失敗而告終。

3．殘忍殺害瞿秋白

1934年10月27日晚上，徐恩曾依舊很晚才處理完公務，回到家中已是夜半時分。徐恩曾看上去雖是滿臉倦容，但他像往常一樣，打開檯燈，斜靠在沙發上，隨手翻看著托人從美國帶回來的科技雜誌。徐恩曾的老本行是機械工程，多少年來他依然對此類書籍感興趣，工作之餘瀏覽一番，也可以說是一種休息。

看得正在入神之際，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由遠及近，徐恩曾抬身向窗外望去，來人原來是掌管特工總部電訊分台的陳玉堂。陳玉堂進屋來不及坐下，從公文夾中取出一份電報交給徐恩曾，氣喘籲籲地說道：“徐主任，這是剛從福建方麵發來的情報，**已捕獲gongfei重要人物瞿秋白，福建方麵要求我部提供瞿匪的更多資料，以再確認其身份。”

徐恩曾接過電報仔細觀看，電文大意是：近日截獲小股外竄匪軍，捕得其匪首一男二女，俘獲時曾經刑訊，該男子初供姓名林琪祥，後經共黨投誠人員指認，該犯係gongfei首腦瞿秋白，現瞿犯羈押於宋希濂將軍處。該事已報前線蔣鼎文司令知曉。望總部協助調查，以確認該犯底細。

徐恩曾看罷電文並冇有馬上表態，而是倒背雙手在屋內來回踱著方步，足足在屋內轉了幾個來回纔開始表態：“想當年，我們抓住了顧順章，真可說是天賜的機緣。誰料想半路上殺出個錢壯飛，壞了我的大事，眼睜睜讓上海那幫共黨頭目一個個從我們手邊溜走。到後來我懸賞4萬現洋緝拿瞿秋白和周恩來，哪裡還看得著半個人影，煮熟的鴨子又飛掉了，真是痛心呀！”徐恩曾一番話，道出了當年埋在心中的一口惡氣，說完之後，他臉上的表情也似乎鬆快了許多。

陳玉堂這才明白徐恩曾還在對以前的老賬念念不忘。他忙安慰起徐恩曾：“‘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在共黨分子先後落網，也是黨國的大幸，這裡麵，自然也少不了我們特工總部的功勞。”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嗯！說得好。今天他落在我們手裡，管叫他……”徐恩曾眼角向上微微一挑，一絲凶光在眼內一閃而過。

“不過……”徐恩曾忽然覺得剛纔自己的話似乎有些草率，這次話音稍稍頓了頓，接著說道：“不過，殺了瞿秋白隻可逞一時之快，若是留著他為我所用，豈不價值更大？這瞿秋白不僅在zhonggong黨內以文出名，在zhonggong黨外影響也甚大，如果能讓他為我們工作，確實是一塊好招牌。”

陳玉堂聽罷，也不由得咧開嘴：“老闆的意思是要策反他？可據說這個人用刑之後仍冇有吐露出半點機密。”

徐恩曾擺了擺手，連聲說道：“不然，不然，人非聖賢，哪有不食人間煙火的，況且瞿秋白在zhonggong黨內亦不過是一介文弱書生，骨頭能有多硬，顧順章、向忠發、盧福坦、李竹聲這些人最後不都歸了正果了嗎？”

看到徐恩曾把握十足的樣子，陳玉堂冇再作聲。

送走陳玉堂之後，徐恩曾馬上把情報通報給陳果夫、陳立夫，二人和徐恩曾的意見大致相仿，都主張“先禮後兵”。

經與福建方麵聯絡，負責看押瞿秋白的國民黨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也正在為如何勸降瞿秋白而大傷腦筋。在徐恩曾的授意下，特工總部專門負責西北區情報工作的陳建中和王傑夫分彆專程來與瞿秋白“談話”。

他們由宋希濂口中得知，紅軍大批人馬雖撤出瑞金，但以瞿秋白、項英、陳毅、何叔衡等人為首的一部分紅軍仍留守蘇區。後來迫於形勢嚴峻，瞿秋白、項英、陳毅等人化整為零，分兵向外突圍。當瞿秋白行至福建長汀縣濯田區時人困馬乏，加之肺病嚴重，行走不及，被當地民團抓住，後被解至駐在長汀的三十六師。經叛徒指認，瞿秋白真實身份暴露。

瞿秋白自被關押以來，一直談笑風生，但“有用的話”一句冇有。不過，最近幾天瞿秋白寫了一篇文章，或許有些利用價值。

陳建中聞言，急忙找來瞿秋白剛寫就的那篇文章翻閱，文章名為《多餘的話》。文章的字裡行間，帶出了瞿秋白內心中一些暫時苦悶和迷惘的東西。從這份帶有些自傳性質的文章裡，嗅覺敏感的陳建中嗅出了瞿秋白這幾天心緒有些不寧，決定迅速出擊，一舉擊垮瞿秋白的心理防線。

“談話”的結果大大出乎陳建中所料，無論是才學、閱曆和身份，他陳建中根本不是瞿秋白的對手，幾個回合即敗下陣來。

王傑夫總結陳建中前麵的失敗經驗，製訂了一個周密的勸降方案：先以親友之情牽動瞿秋白，再以zhonggong大叛徒叛變後所得到的優厚待遇“感召”瞿秋白。王傑夫曾經多次參與對zhonggong叛徒的勸降工作，他對最終成功勸降瞿秋白似乎頗有把握。

王傑夫對瞿秋白的“談話”是在宋希濂的師部會客室內。為了營造氣氛，房間被精心佈置了一番。屋內正中是幾隻矮背沙發，沙發前是一架檀香木茶幾，茶幾上擺著精美的青花瓷茶杯，杯內的碧螺春正冒著香氣，屋內一角還放著一隻古香古色的書櫃，書櫃內放著經、史、子、集各樣圖書。整個屋子似乎顯得像個學者的書房，一切都為了取得瞿秋白的好感。

雙方坐定之後，王傑夫故作斯文地說道：“王傑夫久聞先生大名，今日慕名特來拜訪。”

“秋白一介書生，怎敢勞特派員大駕。”瞿秋白不卑不亢地回答道。

王傑夫繼續說道：“我們從南京趕來，慕的是先生的名望，愛的是先生的才華，今後先生大展拳腳的地方很多，以您在中國數一數二的俄文水平，可以做一些翻譯工作，不妨翻譯些托洛茨基最近批判聯共的著作，對先生來說不過是舉手之勞的事嘛！”

聽著王傑夫開始大放厥詞，瞿秋白立即插了一句：“我對俄文雖然粗曉一些，亦不過是譯些文學作品罷了，若說翻譯托洛茨基反對聯共的著作，恐怕就狗屁不通了！”

瞿秋白的話裡有話，頂得王傑夫半晌冇緩過勁來。他心中不免有些惱火，但他耐住性子，繼續假惺惺地說道：“先生的事，不但自己要考慮清楚，就是你的朋友和親屬，也希望你好好考慮考慮，先生可千萬不要讓他們失望喲。”

瞿秋白料到特務們會來這一手，他對此早有準備，他鎮定地回答王傑夫：“自己的事，從來由自己考慮，政治問題，以前是自己選擇，今後也不會讓親友代勞考慮。”

聽完瞿秋白的回答，王傑夫仍然不死心，他說：“瞿先生的難處我們也會體諒，先生在zhonggong做事多年，親朋故舊一定不少，如果讓先生日後公開的**，恐怕先生於心有所不忍。倘若先生肯屈尊俯就，做些其他工作，憑先生的學識，南京方麵絕不會虧待您，你們的顧順章先生，現在不就乾得挺好嗎，識時務者為俊傑嘛。”

麵對王傑夫的誘惑，瞿秋白從容地回答道：“瞿秋白絕不是顧順章，我對自己的抉擇從未後悔過。”

話已至此，多說無益，王傑夫碰了一鼻子灰也敗下陣來。

王傑夫灰溜溜地回到南京，將在長汀勸降瞿秋白的經過一五一十向陳立夫和徐恩曾作了彙報。徐恩曾聽罷，陰陰地說道：“不識抬舉，這些酸臭秀才，刀架在脖子上還不知涼，這樣的頑固分子，殺十都不足以儆百，留他何用！”

陳立夫聽了也搖搖頭：“此人不能為我所用殊為可惜，待我向蔣先生報告後再作定奪。”

正在武昌行營督戰“剿共”的蔣介石接陳立夫請示後迅速回電：“瞿匪秋白即在閩就地槍決，照相呈驗。”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誌在福建英勇就義，年僅34歲。

4．造謠**成效低

特工總部成立以後，徐恩曾一直磨刀霍霍，準備做篇大文章，把zhonggong攪個一團糟，以顯示自己絕非吃素的。

經過一番密謀，他們決定把矛頭首先對準zhonggong的頭麪人物周恩來。“所謂擒賊先擒王，隻要捉住了周恩來，zhonggong自然會不戰自潰了。”

1932年2月，正當前方國共贛州戰役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徐恩曾指示手下偽造了《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伍豪是周恩來同誌早年在天津創辦覺悟社時用的化名，以後也成為他在黨內經常使用的化名之一。這是國共兩黨絕大多數人都知道的），聲稱伍豪等243人同時脫黨，再把啟事送交上海的《時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申報》及國內其他報紙，在2月16日至21日期間刊出，企圖在中國gongchandang的廣大黨員和工人群眾中造成思想混亂，使zhonggong組織渙散瓦解。

想出這樣的“高招”，徐恩曾他們著實興奮了一陣子，在特工總部的老巢裡，他一邊品著咖啡一邊得意地對手下說：“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們先給周恩來澆身臭水，叫他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如果伍豪不敢公開聲明辟謠，那就等於默認了，嘿嘿，zhonggong這樣的高級領導叛變組織，這訊息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彈，必會摧毀許多gongchandang人的政治信念，咱們隻管打開大門接待一批又一批自首人員吧！”

“那如果伍豪公開否認呢？”旁邊不知是哪個特務問了一句。

“那他就等於自投羅網了，咱們隻管張網收大魚吧！”徐恩曾興高采烈地說。

“是啊，管叫伍豪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總歸逃不了咱們的手掌心，哈哈哈……”特務們甚至提前開了慶功宴。

但特務的陰謀並冇有得逞，其實周恩來早在1931年12月初就已經離開上海，潛往江西中央蘇區工作去了，徐恩曾他們哪裡知道呢。見到這所謂的啟事後，上海的臨時中央當即采取了措施進行反擊。他們在上海散發由江蘇省委宣傳部署名的傳單，題為《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又派人在2月22日的《申報》上，刊登了一則非常巧妙的辟謠啟事：

伍豪先生鑒：

承於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

《申報》廣告處

這份啟事非常高明地告訴其他gongchandang員，那個所謂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隻是子虛烏有之事，根本就冇有登出來，所以切不可信。

徐恩曾看到這則辟謠啟事，真是大為光火，他立即派張衝（張衝那時尚未出走）前往《申報》廣告處追查，但終因伍豪等人過於“狡猾”，反偵查的措施搞得滴水不漏，竟未尋得任何蛛絲馬跡。

與此同時，周恩來又在2月27日出版的zhonggong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第4期（當時用《實報》名義公開發行）上登出真正的《伍豪啟事》，向全黨說明事實真相。啟事指出：

“最近在各報上看到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一則，說了許多國民黨走狗所常說的話，這當然又是國民黨造謠誣衊的新把戲！”“一切國民黨對共產國際、中國gongchandang與我個人的造謠誣衊，絕對不能挽救國民黨於滅亡的！”

而且事情到此並冇有結束，2月底的一個黃昏，有個打入zhonggong內部的小特務慌裡慌張地跑來報告說，據悉伍豪將委托法國大律師路易斯·巴和在《申報》上代登一則“更加露骨”的辟謠啟事。

徐恩曾聞言吃驚不小，他匆忙把智多星張衝找來商量對策：“最好的辦法自然是攔腰截住，不許刊登出來。”張衝撓了撓腦門說。

“那你速速了結此事，免生枝節，給彆人落下笑柄。”徐恩曾火急火燎。

張衝急忙派特工總部的特務、上海警察局偵緝總隊隊長季源溥前去警告《申報》老闆史量才，命令他拒絕刊登巴和大律師的那則緊急啟事。誰知這史量才卻是位極有正義感的文人，他非但絲毫不為強權所動，還以一種揶揄的口氣說：“廣告是營業性質，隻要給錢就儘可能地去辦，更何況從法律的觀點來看，姓伍的被人冒名，也是應該聲明的。”

結果，法國大律師路易斯·巴和如期在3月4日的《申報》上代登了一則《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急啟事》，內容如下：

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彆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243人脫離共黨啟事一則，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係另有其人；所謂243人同時脫離gongchandang之事，實與渠無關；事關個人名譽，易滋誤會；更恐有不屑之徒，顛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請貴律師代為聲明，並答謝戚友之函電存問者雲雲前來。

據此，合行代為登報如左。

事務所法大馬路41號6樓5號

電話：13239乙A1329

周少山與伍豪一樣，都是周恩來的化名，這一點徐恩曾、張衝他們自然也是知道的。而伍豪此次請出的這個洋人大律師巴和也大有來頭，他曾經公開出庭為陳獨秀辯護過，顯然是位與zhonggong關係非同一般的人物。麻煩的是他不但擁有法蘭西帝國的律師執照，又安然住在法租界大馬路，有拿槍的安南巡捕保護，中國特務能奈他何？再看這則廣告，更是構思新穎、設計嚴密、措辭巧妙，可稱是政治廣告的上品了。徐恩曾對此憤恨之餘，也不禁生出幾分欽佩來，看來zhonggong有高人，不能不服呀！自己這一著棋是輸定了，還落了個造謠滋事之惡名，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