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一點到四點之間！

我不可能在現場！”

我幾乎是吼出來的，語速快得像射擊。

我在給自己建立堡壘，用無可辯駁的事實。

老陳的眼神複雜極了，有信任，有困惑，但更多的是一種審視，一種職業性的、無法抑製的懷疑。

“冇人說你一定在場，林然。

但證據……這證據太硬了。

鈕釦上的，是你的DNA，新鮮脫落的皮膚細胞和汗液。”

“那是栽贓！”

我拳頭砸在桌上，震得筆筒一跳，“肯定是凶手故意留下的！

他用了我的東西，或者偷了我的……”偷了我的什麼？

我穿的衣服都有數，昨晚回家後所有衣物都扔進了洗衣機。

我甚至下意識低頭檢查自己今天的穿著——釦子完好無損。

“你的東西……最近有遺失嗎？

比如手套，工具，或者……衣服？”

老陳問，語氣儘量平和。

“冇有！”

我斷然否認，但心臟卻瘋狂地擂鼓。

一種更深的不安開始噬咬我的理智。

“你先……冷靜。

也許真是搞錯了，實驗室汙染或者……”老陳自己都說不下去，實驗室汙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是複覈了三遍之後。

他歎了口氣，“在弄清楚之前，林然，你暫時……停職。

配合調查。”

停職。

兩個字像重錘砸在我胸口。

他們走了。

辦公室裡隻剩下我一個人。

安靜得可怕。

我能聽到自己血液沖刷耳膜的轟鳴聲。

栽贓？

怎麼做到的？

如何能如此精準地獲取我的DNA，並移植到一枚鈕釦上，留在最新鮮的案發現場？

凶手是誰？

他為什麼針對我？

不，不是針對我。

是要毀了我。

我必須證明。

證明我的不在場證明堅不可摧。

我瘋狂地打開電腦，調取所有能調取的記錄。

局裡的打卡記錄，食堂的消費記錄，大學講座的簽到表照片、會場監控錄像片段，我家小區的監控權限……我甚至打電話給講座的主辦教授，對方清晰地記得我那天下午的演講和會後的討論。

時間線嚴絲合縫，完美無缺。

每一個環節都有旁證。

我就像被無形的水泥澆築在“不可能犯罪”的立柱上，但同時，那枚沾著我DNA的鈕釦，又把我死死釘在“最大嫌疑人”的十字架。

分裂感讓我幾乎嘔吐。

我坐在椅子上，汗水浸濕了後背。

目光無意識地掃過辦公室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