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靠在陽台門框上。風把他那件五天冇換的T恤吹得鼓了一下，馬上又癟回去。

“方建明。你把周言這句話告訴周建國了嗎。”

“還冇有。周建國不在市局。下午他提交完自首材料後走了。說是去迎暉路。”

“他在這兒。”

林昭轉身。周建國站在門口。藏青中山裝，風紀扣還是扣到最上麵。但皮鞋上沾著河堤的泥——他走的是清水河沿河那條小路。那條路上碎石多，泥路肩被昨晚的雨泡軟了。褲腿濕了一圈。

他手裡拿著一個牛皮紙袋。跟昨天那份認罪書一樣的紙袋。裡麵裝的不是認罪書。

“周廠長。”林昭說。

“不是廠長了。今天下午江源賬戶被凍結。法人代表資格也被吊銷了。”周建國把紙袋放在鞋櫃上，“這是最後一份。”

“什麼。”

“江源化工廠的全部股權轉讓協議。我給律師簽了。廠區土地——三百四十畝，包括清水河南岸那二十畝——全部捐給江城環保修複專項基金。基金是今天上午市政府成立的。賬戶掛在財政局。”周建國用手背抹了一下額頭的汗。痛風的手背上隆起的小包在燈光下泛著灰白。“我六十三。掙了四十年。現在全冇了。”

江誌國在藤椅上開口。聲音不大但很穩:“你是來跟我說這個的？”

周建國轉過去。他看著江誌國——自己廠裡乾了二十年的操作工，肺癌晚期，骨轉移，坐在藤椅上。毯子上擱著陳守業那個月餅盒。盒子裡裝著方格稿紙。

“不是。我來還一樣東西。”

他把中山裝內袋裡掏出一個信封。信封很舊，磨得起毛邊。拆開。裡麵是一封信——信紙泛黃，摺痕快磨穿了。江誌國的筆跡。

“你的信。去年七月你寫給我的。周言截了，我昨天從他保險櫃裡拿回來的。”周建國把信放在茶幾上，往江誌國那邊推了半寸。“我欠你三十一年。從你進廠那天算。”

江誌國冇伸手。他低頭看著那封信。去年七月——最熱那幾天——他在燈光底下寫的。他不知道女兒已經在查排汙。他隻是聞到了河裡不對的味道。然後他給廠長寫了這封信。

他寫了一輩子都在求人。求廠長彆讓兒子繼續排汙。求廠長老周把信還給他。求女兒彆查了。求陳守業彆做傻事。求人簽保證書的時候手指發抖。現在信回來了。他自己拿回來的。不是求的。是周建國自己送來的。

他把信拿起來。正麵看著。反麵也看著，是空白的——他寫的時候冇留底稿。然後他把信對摺，撕了。紙太舊，一撕就碎。碎片落在毯子上，他的手指沾了一片，拿不起來，索性讓它趴在那裡。

周建國站在門口。他冇進來。他看著江誌國把信撕了，下巴輕輕點了一下。然後他看著林昭。

“你剛纔跟方建明說什麼了——周言在審訊室裡說了一句話。什麼話。”

林昭把手機解鎖。方建明剛纔那第二條語音重新放了一遍。聲音不大，但周言的原話很清楚——錄音設備收的音，金絲眼鏡後麵那個聲音，冇有發抖，冇有哽咽，隻是在陳述:「我不是精神病。我是壞人。你讓我爸來聽。」

周建國聽完了。他冇動。風紀扣上麵那張臉僵住了。三天前他在同一張臉下麵說出——我管不好兒子是我的無能。那時候他的聲音是啞的。現在不是。現在連啞都冇了。剩下的是某種很空曠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