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了一半，覺得不太好說下去。我一個單身男人，總不能留一個陌生女孩在店裡過夜。

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輕輕笑了一下：“能讓我在你這兒待到雨停嗎？雨停了我就走。”

我看了一眼窗外，雨冇有要停的意思。甚至比剛纔更大了些，劈裡啪啦地砸在玻璃門上，把外麵路燈的光攪成一團模糊的橘色光暈。我歎了口氣，去後麵找出了我平時午睡用的摺疊床，在花店最裡麵靠牆的位置支起來，又找了一條毯子。

“你將就一晚吧，”我說，“明天再說。”

她看了看那張窄小的摺疊床，又看了看我，嘴唇動了一下，最後隻說了兩個字：“謝謝。”

我鎖好門，把鑰匙放在櫃檯上，在靠近門口的地方坐下來，靠著花架閉上了眼睛。雨聲很大，但我很快就困了。半夢半醒之間，我聽見她輕聲說了什麼，但我冇聽清，也冇有問。

那是我和宋伶的第一次見麵。

後來我才知道，她那天是從家裡跑出來的。她住在城北，坐了兩個小時的公交車，跨越了整個城市，最後在城南的花店門口停下來。她說她也不知道為什麼選擇這裡，隻是下車的時候看見路燈下那棵老槐樹，覺得“這棵樹真大，底下應該能躲雨”，然後就走不動了。

三隻小貓是她從垃圾桶旁邊撿的，撿的時候剛睜眼，她用自己的牛奶餵了它們三天。

“你自己都吃不飽，還喂貓？”我說這話的時候語氣不太好，因為我看她實在太瘦了，手腕細得像是一用力就能折斷。

她冇接話，低頭擺弄著橘貓的耳朵。小貓在她腿上翻了個身，露出圓滾滾的肚皮。她看了很久，忽然說：“但它們活下來了啊。”

她說這話的時候，眼睛裡有光。那種光不是高興，也不是驕傲，而是一種更複雜的東西——像是某種證明，證明自己還有能力去愛和被愛。

宋伶在我花店後麵的小房間裡住了半個月。

說是房間，其實就是個儲物間，堆滿了花盆、泥土和包裝紙，隻有一扇很小的窗戶，對著後麵窄窄的巷子。我把東西挪了挪，騰出一塊地方，放了那張摺疊床，又去二手市場買了個小衣櫃和一張桌子。她冇什麼行李，除了一箇舊書包，裡麵裝著幾件換洗衣服和一本翻得起了毛邊的《百年孤獨》。

白天我去前麵開店，她就在後麵待著，偶爾幫我整理花材。她學東西很快，我教她一次怎麼剪枝、怎麼配色、怎麼打螺旋，她就記住了。她的花束有一種奇怪的美感，不是常規的那種好看，而是帶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像是一首詩被翻譯成了花的語言。

有一次客人要一束“讓人想哭的花”，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怎麼弄，宋伶隨手紮了一束——深紫色的洋桔梗，配了幾枝乾枯的蘆葦和白色的小雛菊，用灰色的棉紙包著。客人看了之後真的紅了眼眶，說這就是她要的感覺。

“你怎麼做到的？”我問她。

她想了想，說：“可能因為我也經常想哭吧。”

她說這話的時候在笑，但那個笑容讓我心裡像被什麼東西輕輕紮了一下。

我冇有問她為什麼從家裡跑出來，冇有問她以前是做什麼的，冇有問她為什麼從來不接電話。她在我這裡住了半個月，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全名。她說她叫阿伶，我就叫她阿伶。

三隻小貓長大了不少，橘色的那隻最黏她，走到哪兒跟到哪兒，像一團會移動的毛線球。她給它取名叫“年糕”，因為“它黏人黏得像年糕一樣”。另外兩隻，黑色的叫“煤球”，花的叫“奶糖”。

日子就這麼一天天過去，像花店水桶裡的水，安靜、清澈，偶爾泛起一點漣漪。我甚至開始習慣每天早上推開儲物間的門，看見她蜷在摺疊床上睡得亂七八糟的樣子。她的睡相很差，被子永遠在地上，頭髮糊了一臉，有時候胳膊還伸到了床外麵。年糕總是睡在她枕頭邊，煤球睡在她腳頭，奶糖最過分，直接趴在她臉上。

每次我叫她起床，她都會發出一種介於哼唧和呻吟之間的聲音，然後把被子拉過頭頂，悶悶地說一句：“再睡五分鐘。”

五分鐘到了我再叫她，她說：“再睡一分鐘。”

我說一分鐘後她又說：“十秒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