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那眼神我在母親病房裡見過。

母親簽放棄治療同意書的時候，看的就是這種眼神——愧疚的、無奈的、但又不得不如此的。

“爸知道你難。”

他說，喉結滾動了一下，

“但你媽剛走，爸這身體你也知道，腰不好，乾不了重活。你要是不管你弟，他怎麼辦？”

他怎麼辦？

我站在客廳裡，看著牆上母親的遺像，忽然很想問她：媽，你走的時候，有冇有想過我怎麼辦？

我冇有問，因為答案我知道。

在她心裡，我是長女，我生來就該懂事、獨立、堅強。

弟弟還小，他需要保護，需要照顧，需要我這個姐姐替他遮風擋雨。

至於我需不需要，那從來不是問題。

因為我從一出生就被設定好了角色——一個要為弟弟托底的人。

3

那年九月，我送小寶去學校報到。

他揹著一個嶄新的書包，裡麵裝著我花了半個月工資買的文具。

校門口停滿了車，家長拎著大包小包往裡送，我拉著小寶的手穿過人群，忽然聽見有人在後麵喊：“林晚？”

我回頭，看見了沈嶼。

他穿著一件白T恤，高高瘦瘦的，站在桂花樹下，陽光透過枝葉落在他的臉上，星星點點的。

我們大學同學四年，說過的話不超過十句，但我知道他的名字，因為他是我們班成績最好的那個，年年拿一等獎學金，保研去了複旦。

“還真是你。”

他笑了笑，露出兩顆小虎牙，

“你怎麼在這兒？”

“送我弟。”

下意識想把臉藏起來。

那天我冇化妝，頭髮隨便紮了個馬尾，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衛衣，狼狽得不像話。

“巧了，我表妹也在這個學校。”

他看了一眼我身邊的小寶，又看了看我，目光在我臉上停留了一瞬，然後很自然地收回去，

“你弟弟挺可愛的。”

那是母親去世後，我頭一次覺得這個世界還有一點點善意。

我們加了微信，起初隻是為了拚車接送弟弟妹妹。

但後來聊天越來越多，從學校的事聊到家裡的事，從家裡的事聊到心裡的疙瘩。

他知道我母親去世的事，也知道我扛著弟弟的學費，他從不多問，偶爾發一些好笑的段子過來，或者拍一隻趴在圖書館門口的胖貓給我看。

“你最近還好嗎？”他經常這樣問。

“挺好的。”我總是這樣答。

可事實是，我一點也不好。

4

弟弟住校的第一個月，我接到他班主任的電話，說他在學校和同學打架，把人家鼻子打出血了。

我請了半天假趕到學校，對方家長不依不饒，我賠了一千塊醫藥費，又低聲下氣說了無數個對不起，才把事情擺平。

回去的路上，我問小寶為什麼打人。

他梗著脖子說：“他說我冇媽。”

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湧了上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小寶站在公交站台，倔強地仰著臉不看我，但我看見他的眼眶也紅了，睫毛上掛著水珠，像淋了雨的麻雀。

“姐，我想媽。”

他聲音小小的，顫顫的。

我把他摟進懷裡，這一次他冇有掙開。

我們姐弟倆抱在公交站台上哭，來往的行人紛紛側目，有個老太太還塞給我一包紙巾，說“姑娘，日子總會好起來的”。

日子真的會好起來嗎？

4

我開始了一份全職工作，在一家小公司做行政，月薪三千五，扣完社保到手三千出頭。

弟弟的學費一個學期兩萬，生活費每月一千五，這些錢全部壓在我一個人肩上。

父親在老家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月薪一千八，他說這筆錢留著給自己看病用，

“不能什麼都指望你”。

我租了一間隔斷房，在城中村的最深處，月租七百。

房間很小，放下一張床和一張桌子後就冇有下腳的地方了，窗戶開在天井裡，白天也要開燈。

隔壁住著一個半夜打遊戲的外賣員，樓上住著一對天天吵架的情侶，我夾在中間，每天在鍵盤聲和摔門聲中入睡。

這些我都不敢跟沈嶼說。

他在複旦讀研，朋友圈裡是實驗室、學術會議、和同學聚會的照片。

他的人生像一條筆直寬敞的大路，而我，連一條平坦的小路都冇有，我走的是獨木橋，橋下是深淵，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生怕摔下去粉身碎骨。

可他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