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能回來，不是因為我，是因為河神今天心情好。”

她說完這句話，把煤油燈從船篷上摘下來，提在手裡，往鎮子方向走去。走了幾步，她回過頭來，燈的光從下麵照著她的臉，把她的五官照得忽明忽暗。

“以後七月半，彆帶孩子來河邊。”她頓了一下，“河神喜歡孩子。”

第二天，鎮上關於李三孃的傳言就變了味。有人說她昨晚根本不是救人，是跟河神做了交易，用一個什麼條件把小寶換回來的。還有人說，李三娘之所以能在這條河上撐三十年船不出事，就是因為她每年七月半都要替河神做一件事——至於什麼事，冇人敢說。

我那時九歲，聽不懂這些。我隻記得那天晚上李三娘從水裡把孩子拽出來的畫麵，那個畫麵在我腦子裡種下了一個巨大的疑問：她的手放在水裡等的那一盞茶工夫，水底下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個疑問，二十年後我才找到答案。

二、

二十年後我二十九歲，在省城報社當記者，跑社會新聞。那年夏天我接到一個任務，回永定采寫一篇關於閩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深度報道。領導給了我一個選題單子，上麵列了七八項，其中一個是“李渡古法擺渡技藝”。

我盯著這七個字看了好一會兒。李渡。李三娘。這兩個名字像一把鑰匙，哢嚓一聲擰開了我腦子裡塵封了二十年的一扇門。

第二天我就坐上了回湖坑的班車。

湖坑和我記憶中差不多，青石板的老街還在，街兩邊的騎樓舊了一些但冇拆，鎮口那棵大榕樹還在，樹下的土地廟也還在。但到了渡口，我卻愣住了。

渡口變了。

一條嶄新的水泥橋橫跨河麵，雙向兩車道，橋頭刻著四個大字——“湖坑大橋”。橋是前年修通的，修了整整三年。渡口原來的位置被橋墩占了一半，剩下一半鋪了水泥，修成了一個小廣場，廣場邊上立著一塊石碑，上麵刻著“李渡遺址”四個字。

渡口冇了。船也冇了。

我在橋頭站了一會兒，心裡說不上是失落還是彆的什麼。橋通了是好事，山裡人出行方便了，這是大事。但那盞紅罩子的煤油燈冇有了，那條破木船冇有了，那個撐著竹篙在河上來來去去的背影也冇有了。

李三娘呢？

我沿著河往下遊走，在離橋大概一裡地的一個河灣裡找到了一條船。船被拖上了岸，倒扣在河灘上，船底的木板朽了大半，長滿了青苔和野草。船旁邊有一間很小的木屋，依著山壁搭的，歪歪斜斜的，看起來隨時要倒。

木屋的門虛掩著。我敲了敲門，冇有人應。我猶豫了一下，推開了門。

屋裡很暗，窗戶用舊報紙糊著，隻有門框透進來的光照亮了一小片泥地。牆角有一張木板床，床上的被褥疊得整整齊齊。床邊有一張方桌，桌上放著一盞煤油燈——紅罩子的。罩子已經破了，裂了一道縫，但燈的底座擦得乾乾淨淨，像是有人每天還在擦它。

燈旁邊還放著一張照片。黑白照片，很老了，邊角都磨白了。照片上是一對年輕男女，男的穿著舊式的中山裝，女的紮著兩條辮子，兩個人並肩站著，冇有拉手，但肩膀靠得很近。

女人的臉我看清楚了。是李三娘。不是五十多歲的撐船婆子，而是二十出頭的姑娘，眉眼清秀，嘴角微微翹著，有一點不明顯的笑意。她旁邊的男人個子很高，國字臉，眉毛很濃，眼睛很亮。照片背麵寫著兩行小字：“一九六三年春，於漳州。秀英存念。”

秀英。李秀英。李三孃的本名。

“你是誰？”

聲音從背後傳來，我猛地轉過身。門口站著一個人，逆著光看不清臉，隻能看見一個矮小的輪廓。她往前走了一步，光從側麵打在她臉上，我看清了——是李三娘。

她比我記憶中老了很多。頭髮已經花白了，臉上有了皺紋，背也微微駝了。但她手裡拄著的不是柺杖，而是一根竹篙——那根撐了三十年的竹篙。竹篙被磨得發亮，篙頭上箍著一圈銅皮，銅皮上刻著一些看不清的紋路。

“李……”我張了張嘴，不知道該叫她什麼，“李三娘，我是小時候住在鎮上的，我姓陳，小名阿水。您可能不記得我了——”

“我記得。”她說。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