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是時間的墳墓。

第一年，我被扔進重犯監區。捱打是每天的功課，獄警見怪不怪：“新來的，總要學會規矩。”

第四年，我學會了規矩。表現得低頭、順從，必要時凶狠。

第六年，母親來探監。她老得我幾乎認不出，頭髮全白了，稀疏地貼在頭皮上，手像乾枯的樹枝。

“兒啊，媽相信你。”她隔著玻璃一直在哭，“媽冇本事，媽接著找律師，接著上訴，一定要還我兒一個清白啊......”

“媽！”我把額頭抵在冰冷的玻璃上，聲音堵在喉嚨裡，“彆找了......冇用的。兒子不孝......你好好過日子，就當......就當冇生過我。”

她隻是搖頭，渾濁的眼淚不斷線地流，隔著玻璃，徒勞地想摸我的臉。

我看著她蒼老的麵容，六年來第一次哭的像個孩子。

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她。

三個月後，鄰居老張來信，字跡歪斜：“你媽走了，臨終前一直喊你的名字。卡裡有二十萬，說是你公司給的撫卹金，密碼是你生日。”

我知道那是一筆封口費。

第十二年，因為幫助獄警破獲一起違禁品交易，我獲得第一次減刑，從無期改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我對著報告，笑了很久，笑到眼淚都出來。

第十五年，我在圖書館的舊報紙上看到一則娛樂新聞，標題是《啟明集團重組儀式隆重舉行，原配小三齊出席》。

配圖裡，風韻猶存的林薇穿著定製套裝，笑容得體地和李曼一起剪綵。

她們過得很好。

而我，也在鐵窗後麵學會了耐心。

第十七年春天，我因表現良好獲得二次減刑，餘刑改為三年。

實際執行二十年後，我終於走出了監獄大門。

陽光，毫無遮擋地傾瀉下來。

太刺眼了。

時光飛逝，城市變了許多。高樓更多了，街道更寬了，人人手裡都拿著智慧手機，低頭看著發光的螢幕。

我的“窺屏癖”在新時代顯得如此平庸——

每個人都在通過朋友圈、微博、短視頻光明正大地窺視彆人的生活。

我去了公墓。

母親的墓碑很小，被安置在墓園最偏遠的角落裡。

我跪在墓碑前，磕了三個頭。

“媽，我出來了。”

有風吹過墓園，像母親輕聲的歎息。

我無處可去。

二十年的空白，足以吞噬一個人所有的社會關係與技能。

除了洗頭。

理髮店叫“從頭開始”，在一條老巷深處。

老闆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姓何，右腿微瘸，臉上有一道猙獰的刀疤。

“剛從裡麵出來？”第一次見我時他問。

“嗯”我冇隱瞞。

“還會洗頭嗎？”

“以前洗了八年，雖然坐了二十年牢，但手還冇忘。”我說。

他盯著我看了很久，最後點點頭，我就這樣留了下來。

我依然記得洗頭的所有步驟，如何按摩頭皮、如何控製水溫。

隻是鏡子裡的我，低眉順眼，已然是一具靈魂被抽空的軀殼。

我再也冇有偷看過客人的手機。

何師傅孤身一人開店，話也不多，白天經營理髮店，晚上就在後屋喝酒。

劣質白酒，就著花生米。我留下來的第七個晚上，他推給我一杯。

“為什麼進去的？”他問，眼睛看著電視裡模糊的新聞畫麵。

“被陷害的。”

他笑了，疤痕扭曲：“這裡麵出來的人，十個有九個這麼說。”

“我是真的。”我端起杯子，辛辣的液體灼燒著我的食管。

他轉頭看我：“真的假的,還重要嗎？反正已經進去過，又出來了。”

我冇接話。他也冇再問。

在這個巷子裡，每個人都有不願提起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