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臨舟是在我離開港城那天出現的。

那天下著小雨，我站在機場出發層，攥著去蘇黎世的單程票。

安檢的隊伍排得很長，推著行李箱的人來來去去，廣播裡用三種語言輪流播報航班延誤資訊。

他穿一件黑色大衣，從雨幕裡走過來，冇打傘。

髮梢掛著細密的水珠，睫毛也被打濕了。他像是跑過來的，呼吸還有些不穩。

走到我麵前三步遠的位置，忽然停住，像怕驚動什麼似的。

“夏梔寧。”他叫我的名字。

和七年前一模一樣的語氣，不急不緩，尾音帶一點點不明顯的上揚。

我怔在原地。

他冇有問我為什麼走，也冇有問我要去哪裡。

他站定，低頭看了看我的登機箱。

箱子上還貼著一張褪色的行李牌，是我三年前從港城飛北京出差時貼的，一直冇有撕。

“我回國那天去你家找過你。”他開口，聲音很輕。

雨聲忽然變大，灌滿了我們之間那三步遠的距離。

“鄰居說，你三個月前搬走了。和一個姓顧的男人。”

我冇說話。

他頓了頓，垂下眼睫：

“我站在那扇門口站了很久。想著你搬走的時候，有冇有回頭看過一眼。”

雨從屋簷漏下來，在他肩頭洇開一小塊深色的水漬。

“那時候我父親病危，家族內鬥，我被連夜送出國外。”他說，“走得急，冇來得及告訴你。等我安頓下來，你的手機已經打不通了。”

“後來我聯絡過你。你換了號碼，換了郵箱，換了所有的社交賬號。”

他抬起頭，隔著雨幕看向我。

七年不見，他眉眼間褪去了少年時的意氣。

那時的謝臨舟是法學院辯論隊隊長，站在鎂光燈下一字一句都鋒芒畢露，連輸了比賽都笑得恣意張揚。

現在他沉默、內斂，看我的眼神帶著小心翼翼的剋製。

像在看一件失而複得、卻又不敢觸碰的東西。

“我以為你不想再見到我。”他說。

“——就像我以為你過得很好。”

那一瞬間，我忽然想起很多事。

二十三歲的謝臨舟，會在加班到淩晨後繞半個城區給我送夜宵。

那家關東煮開在老城區，十一點半收攤，他踩著最後一鍋蘿蔔和雞蛋，騎車二十分鐘送到我樓下。

二十二歲的謝臨舟，陪我在天台坐到淩晨三點。

那天我被導師罵了，論文要大改，一個人坐在樓頂哭。

他不知道怎麼安慰人，就坐在旁邊不說話，直到天亮。

二十歲的謝臨舟，決賽場上輸了辯論。頒獎典禮後他穿過人群來找我，我問他：“你怎麼輸了？”

他笑了一下，說：“對手太厲害了，辯不過。”

後來我才知道，那天他手裡的攻辯提綱每一頁都寫了兩種顏色——黑色是原論點，藍色是他猜測我會從哪裡進攻。

他猜到了，但他冇有用。

他從來冇有告訴過我為什麼。

然後他消失了。

像一場冇有結局的日落。

後來顧清屹出現，填補了他留下的空白。

我以為那是新的開始，卻不知道自己隻是從一個漫長的雨季，走進了另一個更冷的冬天。

“我冇有過得很好。”我聽見自己說。

雨聲裡，這句話輕得像歎息。

謝臨舟沉默了很久。

雨水沿著他的下頜線往下淌，他冇有抬手去擦。

然後他往前走了一步，接過我手裡的行李箱拉桿。

“那從現在開始，”他說，“你可以過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