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刷成了淡粉色，窗簾是碎花的，床單被套也是碎花的，和窗簾是一套。

書桌上擺著一盞兔子形狀的檯燈，書架上已經放了一些書，有課本也有課外讀物。衣櫃裡掛著幾件新買的冬裝和春裝，標簽都還冇剪。

蘇媽媽說：“時間太緊了，就先準備了這些，等過完年媽媽再帶你去好好買。”

我站在房間門口，不敢進去。不是因為不喜歡，是因為太喜歡了，喜歡到我怕我一腳踏進去，這個夢就醒了。

我在王德彪家住了十三年，連一張屬於自己的床都冇有。現在有人告訴我，這整個房間都是我的。

蘇媽媽從背後輕輕推了我一把，說：“進去呀，看看喜不喜歡。”

我走進去，摸了摸書桌上的兔子檯燈，摸了摸床上的碎花被子，摸了摸窗簾垂下來的流蘇。然後我蹲下來，抱著那隻毛絨兔子，把臉埋進它肚子裡，悶悶地哭了一場。

蘇媽媽蹲在我旁邊，冇有說“彆哭了”，也冇有說“都過去了”。她隻是一下一下地拍著我的背，像拍一個嬰兒。

那年的除夕是我這輩子過的第一個真正的年。

蘇媽媽從下午就在廚房忙活，林建國打下手，兩個人一邊做飯一邊鬥嘴，時不時笑成一團。

林昭陽被蘇媽媽從房間裡揪出來貼春聯，一臉不耐煩地拿著膠帶和春聯在門口比劃，貼歪了被蘇媽媽罵，罵完又笑。

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懷裡抱著毛絨兔子，看著這一切，覺得像是在看電視劇。我以前在村裡的小賣部門口蹭電視看過這種畫麵——一大家子熱熱鬨鬨過年，桌上擺滿了好吃的。那時候我覺得那是假的，是演出來的。世界上哪有這樣的家？

可現在它就在我眼前。

年夜飯擺了滿滿一桌。有魚有蝦有雞有排骨，有餃子有年糕，還有一大盆火鍋咕嘟咕嘟冒著熱氣。

蘇媽媽不停地往我碗裡夾菜，林建國就在旁邊說“你慢點夾，孩子碗都裝不下了”。林昭陽悶頭吃飯，偶爾抬眼看我一下，又低頭繼續吃。

吃完飯蘇媽媽給我發了一個紅包。我捏了捏，厚厚的。林建國也給了我一個。林昭陽從兜裡掏出一個皺巴巴的紅包丟過來，說“媽讓我給的”，然後迅速移開視線。

我拆開看，裡麵除了錢，還有一張小紙條，上麵寫著：彆吃太多，會胖。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這是我到省城以後第一次笑。

林昭陽看見我笑了，耳朵尖紅了一下，站起來說了句“我去打遊戲了”就走了。

蘇媽媽在後麵喊：“林昭陽你什麼態度！”

我拉了拉她的袖子，說：“哥哥挺好的。”

蘇媽媽愣了一下，然後眼睛就紅了。她彆過臉去假裝看春晚，但我知道她在掉眼淚。林建國摟了摟她的肩膀，什麼都冇說。

那天晚上我睡在我的新房間裡，蓋著碎花被子，旁邊放著毛絨兔子和三個紅包。窗外的鞭炮聲劈裡啪啦響個不停，煙火的光一陣一陣地映在窗簾上。

我把紅包壓在枕頭底下，閉上眼睛，在心裡說了一句：媽，我現在過得很好。你在月亮上看見了嗎？

年後蘇媽媽開始張羅我上學的事。她在省城的關係確實硬，不知道走了什麼門路，硬是在學期中間把我插班進了省城一所不錯的初中，初二下學期。

上學第一天，蘇媽媽親自送我去的。她在校門口蹲下來幫我整理校服領子，說：“有人欺負你就告訴媽媽，媽媽來收拾他們。”語氣很認真，不像是在開玩笑。

我說好。

但我心裡知道，冇有人能欺負我了。不是因為我變得多厲害，是因為我現在有人撐腰了。被欺負和不怕被欺負，中間差的不是拳頭，是背後有冇有人。

班上的同學對我很好奇，畢竟學期中間忽然轉來一個新同學，怎麼都會多看兩眼。

班主任把我安排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同桌是一個紮馬尾的女孩，叫方悅。她很大方地跟我打招呼，問我從哪個學校轉來的。

我說從縣城轉來的。

她哦了一聲，冇再多問，從鉛筆盒裡拿了一塊橡皮給我，說：“送你的，這塊橡皮特彆軟，擦得乾淨。”

那塊橡皮是草莓形狀的，粉紅色，聞起來真的有草莓味。我把它放在鉛筆盒裡，和之前蘇媽媽給我買的那些文具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