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台檢測設備，默默記錄我坐下、落筆、翻頁、抬頭的每一個動作。

會議一開始，林浩然直接切入正題。

“為了適配評估機製落地，我們下週會啟動一輪內部行為測試。

各組根據自身實際安排任務分配，數據部協同收集行為因子並歸檔，作為預評估參考。”

他說這話時語氣平穩，像是在宣讀一項技術更新，而不是改變所有人命運的製度遷移。

我看到螢幕上跳出一個新名詞：紅卡機製（Red Card System）。

旁邊是一行小字說明：“行為偏差數值達到係統設定閾值時，由係統自動觸發紅卡預警，執行隔離式觀察。

觀察期滿後視表現決定是否予以淘汰。”

這套規則的冷酷被包裹在格式規範的詞句裡，看起來乾淨、科學、不可質疑。

我清楚記得，檔案下方的最後一項標註著：“機製試點範圍：項目二部、綜合運營部、外聯實習組。”

我在其中。

更讓我震驚的是，那條簡訊裡提到的“老路徑”——D.M.，就是“Data Mapping”的縮寫，而不是人名。

有人用一種繞開的方式，告訴我：評分係統正在擴展，它已經開始被“可視化”。

會議結束前，林浩然看向我。

“趙啟明，你的實習週期已經進入後段，這次機製適配是個機會。

做好，你就有希望拿到明年管培指標。”

我點了點頭。

喉嚨乾得厲害，卻還是硬擠出一句：“我會配合。”

張程輕輕咳了一聲，像是對這句答覆有所評價。

我不敢回頭。

下午四點，我收到項目分配表。

我負責的數據標註任務，涉及同組三人的行為評估記錄——包括行為偏差分佈圖、協作響應時間曲線、會議發言比率趨勢。

這不再是“參與打分”，而是“模擬係統的操作邏輯”，用我的手，去重現係統如何定義一個人應不應該留下。

我開始遲疑。

當晚，張程來找我，說是“分享任務經驗”。

我們站在茶水間的角落，他遞給我一張白紙，上麵列著一組公式，看起來像是某種判斷模型。

他低聲說：“這是行為閾值判斷公式，是我那邊測試用的，你看著算就行。

彆多想。”

我冇接，隻是盯著那張紙。

他的語氣平靜極了，但我知道他不是在幫助我，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