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林行宮那令人窒息的黨爭漩渦中，並非完全冇有清醒的聲音。

以兵部尚書瞿式耜、督師何騰蛟為首的一批忠貞之士，深知“坐以待斃”無異於自殺。

他們清楚地看到，北方大陳的崛起已是既定事實，與其猜忌恐懼，不如主動出擊，利用陳遠與清軍主力決戰於北方的時機，在南方發動攻勢，收複失地，為朝廷爭取生存空間和未來談判的籌碼。

於是，一場力圖將“北伐”從口號變為行動的艱難努力，在內部的重重掣肘下，悲壯而又無力地展開了。

這註定是一場雷聲大、雨點小的“北伐”。

在瞿式耜等人連續上疏、甚至以死相諫的巨大壓力下，永曆皇帝在一次被爭吵得頭暈腦脹的禦前會議上，終於勉強點頭，同意“詔諭各路兵馬，整軍經武，伺機北伐，以圖恢複”。

一紙空洞的《北伐詔書》就此出爐。

詔書中充滿了“克複神京”、“重振社稷”之類的華麗辭藻，卻對兵力如何調配、糧餉從何而來、各路大軍如何協同等具體問題，含糊其辭，語焉不詳。

這紙詔書，與其說是作戰命令，不如說是政治表態。

它是瞿式耜等“聯合派”在黨爭中取得的一次表麵勝利，也是永曆帝用來安撫人心、顯示自己並非完全昏聵的擋箭牌。

然而，詔書下達之後，真正的難題纔剛剛開始。

糧餉匱乏，打仗就是打錢糧。

南明朝廷控製區狹小，且多為貧瘠之地，加上官吏貪腐、豪強隱匿，國庫早已空空如也。

瞿式耜、何騰蛟籌劃北伐，首要便是糧餉。

然而，掌握財政大權的首輔丁魁楚和盤踞廣東的李成棟，或明或暗地加以阻撓。

丁魁楚以“國庫空虛，需先保朝廷用度”為由，百般剋扣；李成棟則乾脆聲稱“廣東新定，民力未複，無力支援”，一毛不拔。

何騰蛟在湖南的部隊，時常處於半饑半飽狀態，軍心渙散。

南明所能動用的軍事力量，主要分為幾大塊：何騰蛟經營的湖南部隊、川東的李占春、於大海等“十三家”殘部、以及廣東的李成棟、廣西的陳邦傅等。

這些力量互不統屬，各懷鬼胎。何騰蛟雖為督師，但根本指揮不動李成棟、陳邦傅等人。

所謂的“北伐”，實際上能動的，隻有何騰蛟自己直接掌握的、以及願意聽他調遣的少量部隊。

即便在有限的可用兵力中，如何北伐也有分歧。

瞿式耜主張出湖南，攻武昌，趨中原，與北方戰場形成戰略呼應。

但何騰蛟則更傾向於先鞏固湖南，然後向兵力空虛的江西發展，認為這樣更為穩妥。

而朝中的丁魁楚等人，則不斷散佈“勞師遠征，必為敵乘”的言論，牽製前方行動。

儘管困難重重，忠勇的何騰蛟還是在湖南進行了一番努力。

他集結了麾下將領郝搖旗、王進纔等部，以及部分接受招安的大順軍殘部，湊集了數萬人馬，於永曆二年初（1648年），分路向湘北、贛西發起了一次攻勢。

初期，由於清軍在湖廣地區兵力確實薄弱，明軍取得了一些進展，收複了嶽州、長沙等地的部分州縣，聲勢一度頗振。

何騰蛟興奮地上表告捷，呼籲朝廷全力支援，並再次建議聯絡陳遠。

然而，這短暫的勝利，如同曇花一現。

預期的糧餉、援兵遲遲不到。

丁魁楚的糧草卡在廣西，李成棟的援兵毫無蹤影。

何騰蛟的部隊成了孤軍深入。

清廷湖廣總督佟養和迅速調集兵力，進行反撲。

明軍缺糧少餉，士氣低落，在清軍精銳的反擊下，連連敗退，好不容易收複的失地得而複失。

關鍵時刻，一些接受招安、本就心懷異誌的雜牌軍頭目，見形勢不利，或倒戈投降，或率部潰散，進一步加劇了敗局。

何騰蛟的這次“北伐”，最終以慘敗告終，本人率殘部退回湘南，實力大損，從此一蹶不振。

訊息傳回桂林，丁魁楚一黨趁機大肆攻擊，將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到何騰蛟和瞿式耜的“輕率冒進”上。

瞿式耜悲憤交加，卻無力迴天。

自此之後，南明朝廷的“北伐”口號，徹底淪為空洞的自我安慰和黨爭的工具。

每年春秋兩季，照例會釋出一道辭藻華麗的北伐詔書，但再無任何實際行動。

朝廷上下，滿足於在桂林的山水間苟延殘喘，繼續著無休止的內鬥，眼睜睜看著北方的大陳政權一步步壯大，最終完成對清廷的最後一擊，也等待著屬於自己的命運審判。

北伐空口號，坐失良機，自掘墳墓。

南明君臣的短視與內耗，不僅讓他們失去了趁北方混戰之機發展壯大、爭取主動的曆史機遇，更徹底寒了天下誌士之心。

當大陳最終統一北方，揮師南下來臨時，這個早已從內部腐爛的政權，連像樣的抵抗都無法組織，其覆滅，也就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