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陳王師在北方勢如破竹，飲馬黃河，劍指幽燕之際，偏安於廣西桂林（永曆朝廷行在）的南明小朝廷，非但冇有因此而同仇敵愾、奮起直追，反而陷入了一場比北方軍事危機更為致命、更為醜陋的內耗深淵——黨爭。

這黨爭的激烈與殘酷，幾乎達到了沸反盈天、不顧死活的地步，將這個小朝廷最後一絲元氣消耗殆儘。

戰爭的陰雲似乎並未能驅散桂林山水的氤氳，但行宮（實為簡陋的官署）內的空氣，卻比北方的戰場更加令人窒息。

每日的朝會，不再是商討軍國大計，而是變成了楚黨、吳黨（或依地域、依師承、依政見劃分的各個派係）之間，進行人身攻擊、互相傾軋的血腥戰場。

而這場黨爭的焦點，除了爭權奪利之外，更圍繞著一個核心問題：如何對待北方那個如日中天的大陳王陳遠？

一、以首輔大學士丁魁楚、軍閥陳邦傅為首的“妥協猜忌派”（或可稱“現實派”）

這一派勢力盤踞兩廣，手握部分兵權，與地方豪強關係密切。

他們的主張相對“務實”而陰暗：認為陳遠勢大難製，已非普通藩鎮，實為“操莽之流”。

其北伐，名為抗清，實為自立。

若其真攻滅清廷，下一步必是南下吞併南明。

因此，不可助長其勢。

主張“坐山觀虎鬥”。

表麵上可繼續給予陳遠空頭官爵（如之前試圖冊封的“秦王”），以示羈縻，但絕不提供任何實質性援助（糧草、軍隊）。

甚至暗中希望清廷與陳遠拚個兩敗俱傷，南明方可從中取利。

他們在朝堂上極力渲染陳遠的威脅，將任何主張聯合北伐的聲音斥為“引狼入室”。

利用職權，剋扣、拖延本可能北運的糧餉；暗中與清廷殘餘勢力（如東南沿海的清軍）勾勾搭搭，企圖維持一種危險的平衡；在永曆帝麵前不斷進讒言，離間皇帝與主張積極進取的大臣（如瞿式耜）的關係。

二、以兵部尚書瞿式耜、督師何騰蛟（雖在湖南，但其觀點影響朝局）為首的“聯合北伐派”（或可稱“理想派”）

這一派多為較為正直、仍有恢複之誌的文臣和部分將領。

他們的主張充滿理想主義色彩，但在現實中舉步維艱：堅持“聯寇（指大順殘部）抗清”乃至“聯陳（遠）複國”是唯一出路。

認為當前最大敵人是清廷，應摒棄前嫌，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陳遠雖跋扈，然其兵鋒正盛，確是抗清主力。

南明應主動出擊，與之呼應，即便不能主導北伐，也可趁勢收複失地，若待陳遠掃平北方，則南明危矣。

主張立即整頓兵馬，以湖南、江西為基地，向北進攻，至少做出姿態，牽製清軍部分兵力。

同時，應正式派遣重量級使者，與陳遠締結抗清同盟，約定共分天下（如劃黃河而治）。

手中直接掌握的兵力有限（何騰蛟部還算能戰，但受製於糧餉），且處處受丁魁楚、陳邦傅等人掣肘。

他們的奏疏常被扣押，調兵糧草的命令出不了桂林。

在朝堂上，他們往往被對手扣上“交通外藩”、“圖謀不軌”的大帽子，動輒得咎。

三、以軍閥李成棟（駐廣東）、以及其他各地擁兵自重的將領為首的“觀望自保派”

這一派實力最強，但也最不可靠。

他們首鼠兩端，一切以自身利益為最高準則：對北方戰事冷眼旁觀。

既不希望清廷贏（會威脅其地位），也不希望陳遠或南明朝廷任何一方過度強大（會削弱其獨立性）。

他們的首要目標是保住自己的地盤和軍隊。

對朝廷的北伐詔令陽奉陰違，找各種藉口按兵不動。

同時，與北方（清、陳）、乃至海外（葡萄牙人）都保持曖昧聯絡，待價而沽。

他們是黨爭雙方都想拉攏的對象，但也因此更加驕橫跋扈。

朝堂之上的日常，便是這三派勢力無休止的攻訐：

丁魁楚一黨彈劾瞿式耜“妄啟邊釁，勞師糜餉”，甚至暗中指使禦史誣告其“與陳遠暗通款曲，欲奉之為帝”。

瞿式耜則痛斥丁魁楚等人“禍國殃民，坐視神州陸沉”，並以辭官相抗爭。

而李成棟等人，則在一旁冷眼旁觀，偶爾出麵“調停”，實則火上澆油，以凸顯自己的重要性。

年輕懦弱的永曆帝朱由榔，完全被這場麵嚇住了，毫無主見。

今日覺得丁魁楚說得有理，便下詔申飭瞿式耜；明日被瞿式耜的忠義所感，又勉勵其儘力而為。

朝令夕改，政出多門。

整個朝廷的運作幾乎癱瘓，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了內鬥之上。

更有甚者，黨爭蔓延到了軍事行動中：

何騰蛟在湖南籌劃的一次北伐行動，因糧草被丁魁楚故意拖延而夭折。

瞿式耜精心挑選的北上聯絡陳遠的使者，剛出廣西境就被陳邦傅派人“誤殺”。

前線將士因黨派不同而互相見死不救、甚至火併的事件，也時有發生。

南明黨爭烈，自毀乾城急。

就在陳遠磨刀霍霍，準備給予清廷最後一擊的關鍵時刻，南明這個小朝廷，卻在為自己挖掘墳墓。

他們眼中隻有內部的權力和意氣之爭，全然不顧北方虎狼環伺，不顧天下百姓渴望統一安寧的心願。

這種極致的短視和內耗，不僅讓他們失去了趁勢北伐、爭取主動的最後機會，也註定了他日大陳王師南下之時，將無人能擋，也無須費多大力氣。

桂林山水甲天下，卻映照著一幕末世王朝最不堪的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