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四月，陝西的麥田剛泛出青綠，西安城的糧市卻掀起了風浪 —— 開倉放糧的餘溫還沒散，糧商們就開始偷偷漲價，原本一鬥米賣五十文，沒過幾天就漲到了八十文，有的糧商甚至把糧食囤起來，揚言 “再等半個月，一鬥米要賣一百文”。

劉墉是在巡查西市時發現不對勁的。一個穿著補丁衣裳的婦人，攥著手裡的幾十文錢，在糧攤前轉了好幾圈，最後隻能買了半升碎米，邊走邊抹眼淚。劉墉上前攔住她，問：“大姐，怎麼不多買些米？” 婦人嘆了口氣：“大人不知道，這米價漲得比翻書還快，昨天還七十文一鬥，今天就八十文了，我這點錢，隻能買這麼點碎米，夠孩子喝兩頓稀粥就不錯了。”

劉墉心裡一沉，當即帶著隨從，把西安城的糧市轉了個遍。果然，幾乎所有糧攤的米價都漲了，有的糧商見他穿著官服，還故意把糧袋藏起來，說 “沒米了”，可轉身就把糧食賣給願意出高價的鄉紳。更可氣的是，他在城郊發現了幾處糧商的囤糧點，糧倉裡堆得滿滿當當，卻對外宣稱 “糧源緊張”。

“這是趁火打劫！” 劉墉回到府衙，把查到的情況告訴了幕僚，“開倉放糧本是為了救百姓，現在倒成了糧商謀利的機會。要是不整頓，百姓們還是吃不起飯，之前的努力就白費了！”

第二天一早，劉墉就貼出了 “糧價監管告示”：規定西安城大米每鬥不得超過六十文，小米每鬥不得超過五十文，凡敢哄抬糧價、囤積居奇者，沒收全部糧食，還要罰銀一百兩。可告示貼出去三天，糧價不僅沒降，反而有糧商乾脆關了門，說 “按官府定價賣糧，要虧本，不如不賣”。

百姓們又慌了 —— 糧商關門，就算有銀子也買不到糧。劉墉知道，光靠一紙告示沒用，得拿出實招。他先讓人把西安城最大的糧商王老闆請來府衙。王老闆是山西人，在西安做了十幾年糧生意，家底厚，人脈廣，這次漲價就是他帶的頭。

“王老闆，你可知罪？” 劉墉坐在大堂上，語氣嚴肅。王老闆卻滿不在乎，拱了拱手說：“劉大人，草民何罪之有？米價漲是因為糧源少，草民進貨成本高，總不能讓草民虧本賣糧吧？” 劉墉冷笑一聲，讓人把從城郊囤糧點搜出的賬本扔在他麵前：“你進貨成本高？這賬本上寫著，你上個月從江南進了一萬石米，每石成本不過三兩，按現在的定價賣，你每石能賺一兩，怎麼會虧本？你囤了五千石米不賣，還哄抬糧價，這不是罪是什麼？”

王老闆看著賬本，臉色瞬間白了，可還是強撐著說：“大人，這隻是草民的一點小生意，您沒必要這麼較真吧？” 劉墉一拍桌子：“糧食是百姓的救命糧，不是你謀利的工具！我念你初犯，限你三天之內，按官府定價把囤的糧食全賣了，要是敢違抗，就別怪我查封你的糧行！”

王老闆見劉墉動了真格，再也不敢囂張，連忙點頭：“草民遵令，這就回去賣糧！”

解決了王老闆，其他糧商也慌了，紛紛開門營業，糧價很快就降到了官府規定的範圍。可劉墉知道，這隻是暫時的，要想長期穩定糧價，還得從源頭入手。他讓人去江南、四川等地，跟當地的糧商簽訂 “長期供糧協議”，保證陝西的糧源穩定；又在西安、鹹陽等大城市設立 “官糧鋪”，由官府直接賣糧，定價比市場價低五文，要是糧商敢漲價，百姓們就可以去官糧鋪買糧，用競爭倒逼糧商不敢亂漲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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