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五日，嘉慶再次輕車簡從來到劉府。彼時劉墉剛喝了葯，正靠在窗邊看管家晾曬的 “百姓書信卷”，見嘉慶進門，便笑著招手：“陛下來得正好，剛想讓錫朋把這些信收起來，您要是不嫌棄，倒能一起看看百姓的心裡話。”

嘉慶也不講究，徑直走到桌邊坐下，隨手拿起一封泛黃的信 —— 是乾隆四十五年，東昌府百姓聯名寫的感謝信，字裡行間滿是對劉墉查貪腐、還田產的感激。“這封信朕好像見過，” 嘉慶摩挲著信紙邊緣，忽然笑道，“當年朕還是皇子，偶然在父皇的奏報裡看到過抄件，父皇還說，劉墉這人‘治世不避難，遇事敢擔當’，是個難得的能臣。”

劉墉聞言，眼角的皺紋舒展開來：“先帝謬讚了。臣當年查東昌府案，其實也怕過 —— 知府背後有靠山，要是真鬧大了，說不定連臣的烏紗帽都保不住。可後來看到百姓跪在府衙外，哭著說‘一年的收成被貪了，全家都要餓死’，臣就想，就算丟了烏紗帽，也得把這事查到底。”

“先生這話說到了點子上，” 嘉慶放下信，語氣鄭重起來，“朕這幾年理政，最頭疼的就是‘官員避事’—— 遇到難辦的事，要麼推給別人，要麼捂著不報，生怕惹麻煩。先生當年是怎麼下決心，敢跟那些有靠山的官員硬碰硬的？”

劉墉輕輕咳嗽兩聲，緩緩道：“其實也簡單，就看官員心裡裝的是什麼。要是裝的是烏紗帽、是銀子，自然不敢得罪人；要是裝的是百姓的苦，就沒什麼好怕的。東昌府案裡，臣要是退一步，百姓就沒活路了 —— 為官者，總不能看著百姓受苦，自己卻躲在衙門裡安穩度日吧？”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讓劉錫朋取來一本舊賬冊：“陛下您看，這是當年江南鹽場的賬本，上麵記著鹽農的收成和賦稅。臣剛去江南時，鹽稅混亂，貪官把賦稅定得比收成還高，鹽農要麼逃荒，要麼被逼著賣兒賣女。臣那時候就想，治國先治吏，吏治不清，再好的政策也落不了地 —— 後來臣查了三個多月，斬了兩個貪官，革了七個不作為的官員，鹽稅才慢慢理順，鹽農纔敢重新種鹽。”

嘉慶翻看著賬冊上密密麻麻的批註，有鹽農的姓名，有收成的數字，還有劉墉對賦稅調整的思考，不禁感嘆：“先生做事，真是細緻到了骨子裡。朕現在才明白，為什麼先生推行新政能成 —— 您是真的蹲下來，看清了百姓的難處，摸清了地方的實情，不是坐在衙門裡拍腦袋定主意。”

“陛下能明白這點，比什麼都強，” 劉墉欣慰地點頭，“臣這一輩子，總結出一個道理：治國就像種莊稼，得順應節氣，看天吃飯 —— 百姓就是‘天’，地方實情就是‘節氣’，要是不管百姓願不願意、地方適不適合，硬推政策，就像冬天種水稻，怎麼也長不好。”

他說起當年推廣織布機的波折：“北方有些州縣，官員為了政績，強迫百姓買織機，不管家裡有沒有棉花、會不會織布。臣知道後，當即把那些官員罵了一頓，讓他們把織機收回來，改成‘自願申領’，還派農匠去教百姓織布。後來那些州縣的織機，反而比強迫推廣的地方多 —— 百姓看到好處，自然願意學，這比強逼管用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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