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4 年四月，一場關於 “糧種改良” 的朝議在禦書房召開 —— 當時大清多地仍在種傳統糧種，畝產低、抗災弱，雖經幾年新政推廣，仍有不少州縣因糧種差導致歉收。大臣們多主張 “繼續在現有糧種基礎上改良”，認為 “穩妥為先，別冒風險”，唯有劉墉提出了不同看法。

“現有糧種改良，頂多能提產一成，可百姓要的是‘十年不慌’的底氣。” 劉墉拄著柺杖，走到地圖前，指著西北、西南的乾旱地區，“這些地方年年怕旱，傳統糧種耐旱性差，就算年年改良，遇著大旱還是會絕收。不如派農匠去西域、南洋尋些耐旱、高產的糧種，比如西域的粟米、南洋的水稻，先在小範圍試種，成功了再推廣，這纔是長久之計。”

這話一出，不少大臣當即反對：“西域、南洋的糧種，水土不服怎麼辦？試種失敗了，豈不是浪費銀子？” 劉墉卻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本 “域外農書”，這是他托傳教士從海外帶回的，上麵畫著西域粟米、南洋水稻的模樣，還記著種植方法：“臣已讓農匠查過，西域粟米能在半乾旱地區生長，南洋水稻耐澇性強，隻要找對適配的州縣試種，成功率不低。就算初期有損耗，也比年年歉收、百姓挨餓強。”

他還建議：“從戶部撥五萬兩銀子，設‘域外糧種引種局’，專門負責尋種、試種；再從各地選二十個有經驗的農匠，派他們去西域、南洋學習種植技術，回來教給百姓。五年之內，定能有一兩種糧種成功推廣，到時候百姓的收成，至少能提產三成。”

嘉慶看著農書上的圖樣，又看了看劉墉堅定的眼神，最終拍板：“就按先生說的辦！糧種是百姓的根本，就算冒點風險，也得為將來打算。” 後來 “域外糧種引種局” 果然從西域尋回耐旱粟米，在西北試種成功，畝產比傳統糧種高兩成，遇著小旱也能豐收；從南洋尋回的水稻，在西南多雨地區試種，耐澇性遠超傳統水稻，徹底解決了當地 “雨多絕收” 的難題。多年後，百姓們還唸叨著 “劉大人當年引的糧種，救了咱們多少饑寒”。

除了糧種，劉墉在 “邊疆民生融合” 上的建議，更顯前瞻性。六月，伊犁提督奏報 “通商後，漢、蒙、回、哈薩克各族百姓雖能和平相處，卻少有往來，恐難長久同心”。大臣們多主張 “加強駐軍管控，防止衝突”，劉墉卻提出 “以‘民生紐帶’促融合”。

“管控隻能防一時，融合才能穩百年。” 劉墉說，“可以在邊疆設‘各族互助市集’，讓漢人賣布匹、茶葉，蒙古人賣皮毛、肉食，回人賣瓜果、香料，哈薩克人賣馬匹、奶製品，市集裡設‘共享作坊’，各族百姓可以一起織布、做皮毛，互相學手藝；再設‘雙語學堂’，讓各族孩子一起讀書，學漢語，也學各族語言，從小培養情誼。”

他還特彆強調：“市集的規矩要由各族代表一起定，學堂的先生要從各族裡選有德行的人，別讓任何一族覺得受虧待。時間長了，各族百姓一起賺錢、一起讀書、一起生活，自然就同心了。” 嘉慶採納了這個建議，邊疆 “各族互助市集” 很快熱鬧起來，雙語學堂裡也坐滿了各族孩子。幾年後，伊犁有不少漢蒙、回哈通婚的家庭，邊疆的穩定，再也不是靠駐軍 “守” 出來的，而是靠百姓 “融” 出來的。

最能體現劉墉前瞻性的，是他對 “新政長效機製” 的建議。八月，朝議討論 “新政推廣五年，是否該定個‘永續章程’”，大臣們多主張 “把現有政策寫成條文，固定下來”，劉墉卻搖頭：“新政不是‘死章程’，是‘活辦法’，要是定死了，將來遇著新問題，反而束手束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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