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五年（1750 年）的重陽節，翰林院掌院學士阿克敦把劉墉叫到了書房。案上攤著一份諭旨，旁邊堆著幾疊厚厚的史料，阿克敦指著這些東西，語氣鄭重：“皇上有意編一部《禦選唐宋八大家文鈔》，選錄唐宋八大家的經典散文，再加評註，供皇子和百官研讀。翰林院議了一下，覺得你經史底子紮實，文字也工整，就把‘評註’的差事交給你了，怎麼樣，能擔下來嗎？”

劉墉心裡一震 —— 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他打小就讀，從韓愈的《師說》到蘇軾的《赤壁賦》，每篇都能背下來，可 “評註” 不是簡單的釋義，得說出文章的妙處，還要結合時政講出對當下的借鑒意義，這比整理史誌、寫起居注難多了。但他想起父親說的 “翰林院是學本事的地方，有差事就別怕難”，還是拱手應下：“大人放心，屬下定當盡心竭力，不辱使命。”

回到編修廳，劉墉先把翰林院藏書閣裡所有版本的唐宋八大家文集都借了回來，從宋刻本到明人評註本，堆了滿滿一案。他沒急著下筆，而是先逐篇重讀原文，把每篇的主旨、結構、遣詞造句的特點都標在旁邊。讀《嶽陽樓記》時，他想起祖父說過的 “為官要憂民”，就在紙上寫：“範公‘先天下之憂而憂’，非僅抒懷，實乃為官之準則 —— 今之官員，當以此為鏡，莫忘百姓疾苦。” 讀《醉翁亭記》，又批註：“歐陽公‘與民同樂’，在滁州行寬政、輕賦稅，方有此心境。可見‘樂’非自尋，乃來自百姓安樂。”

剛開始寫評註時，劉墉總怕寫得太 “實”，少了文采。有次評韓愈的《進學解》，他先寫 “韓公勸人‘業精於勤，荒於嬉’，乃治學之理”，讀了一遍覺得太直白，又想起自己苦讀的經歷，改成 “韓公此篇，字字如警鐘 —— 某嘗因嬉廢學，後悟‘勤’字乃治學根基，若每日疏懶，縱有天賦，亦難成器。此理非獨治學，為官亦然，勤則不怠，怠則誤事”。這樣一改，既點出了文章主旨，又融入了自身感悟，多了幾分溫度。

他還特意去找周士楷請教：“周前輩，這評註既要解文，又要諷今，怎麼把握分寸纔好？” 周士楷翻了翻他寫的幾篇評註，指著《捕蛇者說》的批註說：“你看這段，‘柳宗元寫捕蛇之苦，實諷賦稅之重。今雖無苛政如永州者，然雜稅仍需慎減，免致百姓困苦’—— 這樣就好，既點出了原文的諷刺意味，又結合當下提了建議，不偏激，也不空洞。” 劉墉聽了茅塞頓開，往後寫評註時，都照著這個 “解文 諷今 務實” 的路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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