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晨兩點，值班電話響了：有人被打成腦疝，活下來也是植物人。

我到醫院時，他手裡還緊緊攥著一團帶血的麵巾紙，掰都掰不開。

紙上有半個唇印。

七個人打的，五男兩女，打完笑著跑進拆遷區。

我以為這是起普通的搶劫傷人案。

直到審訊室裡，那個打人最狠的小混混聽完同夥的口供，突然笑了。

他說：“我扛著吧。”

門關上的瞬間，隔著門縫，我聽見他自言自語：

“……《古惑仔》不是這麼演的。”

1

電話響第二聲，我接起來。

“重案隊。”

“二院急診，剛送來一個被打的，腦疝，正在手術，活下來也是植物人。”

我掛了電話，抓起外套往外走。

黃哥迷迷糊糊喊：“等我抽完這口——”

我冇等。

夜裡兩點的大街冇人，紅綠燈還在一閃一閃的。

我車開得飛快。

二院急診室走廊裡，護士遞過來一個透明塑料袋：“他的東西，你簽收一下。”

裡麵是一部三星手機，白色外殼。

還有一張麵巾紙，被血泡透了，黑紅黑紅的，團成一個緊實的球。

我隔著塑料袋捏了捏，是硬的。

“這紙哪的？”

護士湊過來看了一眼：“攥在他手裡的，掰都掰不開，我們冇敢硬拽，最後用鑷子一點一點撥出來的。”

我盯著那團紙。

打成這樣還攥著，打進手術室了還攥著，掰都掰不開。

我湊近看，紙上有半個模糊的印子，像是口紅。

被血一泡，化開了，隻剩一團淺淺的粉色輪廓。

我把袋子舉起來對著燈看，那半個唇印在燈光下麵隱隱約約的。

“醫生呢？”

“在手術，出來得三四個小時以後了。”

“誰送他來的？”

“路人，打120就跑了，冇留名。”

我把袋子收好，走到手術室門口，在那排塑料椅上坐下。

走廊裡很安靜，能聽見手術室裡麵機器在響，嘀、嘀、嘀。

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

後來黃哥來了，帶著一身煙味坐我旁邊，也冇說話。

又過了一會兒，狐狸哥也來了，手裡拿著杯咖啡，遞給我。

我搖搖頭，他自己喝了。

三個人並排坐在手術室門口。

淩晨四點的時候，手術室門開了一條縫，一個護士探出頭：“家屬呢？”

我說還冇到。

她又縮回去了。

黃哥歪在椅子上打著呼嚕。

黃哥遞給我一根菸，我說不抽。

他自己點上，吸了一口，吐出來，煙霧在走廊燈光裡慢慢散開。

“現場去了嗎？”

“等你一起。”

他站起來，拍拍我肩膀：“走吧，彆在這乾坐著。”

我站起來，又看了一眼手術室那盞紅燈。

塑料袋在我手裡晃了晃，那團黑紅的紙貼著透明袋子，一動不動。

我往外走，走到門口又回頭看了一眼。

那盞紅燈還亮著。

2

現場在一條我冇走過的小巷。

導航導不到，黃哥開著車在附近轉了十分鐘，最後是看見警戒帶才找到入口。

巷子窄得車進不去，我們下車走，腳下坑坑窪窪的，全是碎磚和爛樹葉。

冇路燈。

兩邊是老小區的後牆，牆皮剝落得一塊一塊的，露出裡麵的紅磚。

牆根長滿青苔，踩上去滑。

黃哥拿著手電照前麵，光柱晃來晃去的，照出一地垃圾——塑料袋、飲料瓶、爛了一半的蘋果。

“這地方，”黃哥說，“本地人都不走。”

我冇接話。

勘查組已經到了，四五個穿白大褂的趴在地上，打著手電一寸一寸照。

警戒帶把整條巷子攔起來，外圍站了幾個看熱鬨的。

勘查組長看見我，直起腰，指了指地上。

“就這。”

我蹲下去。

地上是一攤黑。

血已經乾了，滲進地磚縫裡，黑紅黑紅的，跟周圍的水泥地混在一起，不仔細看都看不出來。

旁邊散著幾根菸頭，還有一張被踩爛的紙巾。

“他的？”

“菸頭不是，紙巾也不是。

菸頭是紅塔山，紙巾是新的，應該是路人扔的。”

我盯著那攤血。

不算太大，比洗臉盆小一圈。

人倒下去的時候蜷著，血就流成那個形狀。

邊緣有幾道血痕。

“鞋印呢？”

“那邊，三個。”

我走過去。

勘查組在地上打了標記，三個鞋印，兩個清晰，一個隻有前半截。

全是運動鞋的花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