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進入籌備階段，又引發了一場不見刀槍的爭鬥。所有抱有政治野心的人都在虎視眈眈地盯著黃埔軍校校長的位子。每個人都明白，隻要兵權到手了，就等於掌握了豐厚的政治資本，那麼下一步也就好走得多，勝算也就更大。

滑頭蔣對黃埔軍校校長的位子也是垂涎三尺。為了達成目的，他臨時抱佛腳，抓緊時間去蘇聯訪問學習三個月，一回國坐鎮家中，等待支援自己的保守派在上海和廣州替他造聲勢，立威望。終於在1923年12月26日，他接到了一份電報，請他“全權負責”黃埔軍校。電文說：軍校的組成“非君大力籌劃不可”。30日，孫中山又發來電報，催他去廣州“彙報情況並共商中蘇合作大計”。

1924年1月24日，孫中山委派蔣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長。但老蔣估摸著孫中山不會輕易把校長的位子給他，所以一個月後，他就辭去了籌備委員長之職，回了浙江。在家中，他又像個吵了架賭氣回孃家的小媳婦，盼著丈夫來接自己。見丈夫總也不動身，又寫了一封長信去催。他寫信提醒孫中山：1922年孫中山在廣州蒙難的時候隻有他一個人誓死相隨。孫中山需要的是像他這樣真正忠實可靠的人。其他人都是機會主義者的諂媚之徒！

孫中山拿著信，就彷彿看到身在孃家的滑頭蔣頻頻拋來的秋波。經過國民黨右派的一番活動，再加上對蔣介石的全麵考量，孫中山終於讓步了。1924年5月3日，蔣介石正式出任黃埔軍校校長。他彷彿看到權力在握，日益意氣風發起來。

孫中山此時的身體卻一直在走下坡路。到11月12日，孫中山已滿58歲。他患有消化係統的疾病。嬌妻在側換不回他年輕時的風華正茂。他強撐著身體，決定去一趟北京，希望同控製北方首都的軍閥馮玉祥攜手結成同盟，壯大勢力。離開廣州前，為預防不測，他任命主要助手擔任了zhengfu要職，還任命國民黨執委會的高級成員、黨內右派胡漢民為“代理大元帥”，以安撫上海國民黨的保守派支援者。

1924年12月4日，孫中山抵達天津，他的身體卻徹底垮了。宋慶齡在他的床榻前整整服侍了三個星期。12月31日，他乘列車抵達北京，卻因為病得太重，不能向成群結隊來歡迎他的民眾發表演講。1月26日，協和醫院的專家發現他的肝部有一塊惡性腫瘤。

孫中山得了不治之症的訊息傳開之後，他的“親密同事”紛紛趕到他身邊。隻有小慶為他的身體憂心忡忡，其他人卻都在私下討論兩大問題：要不要繼續保持孫中山同莫斯科和zhonggong的聯盟？由誰來擔任國民黨新的大元帥或最高領袖？

此時，孫中山三名最重要的助手——胡漢民、廖仲愷和蔣介石留在了廣州代表他處理事務。而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委員汪精衛則一直侍奉在孫中山的病榻左右。大家都急於從孫中山嘴裡聽到最後的答案。

3月11日，汪精衛向孫中山宣讀了臨終政治遺囑和遺書的代擬稿請他簽署。孫中山費儘力氣說了聲：“好，我完全同意。”汪精衛還宣讀了一份私人遺囑，宣佈把他的書籍、檔案、個人財物以及在上海莫裡哀路的房產交給宋慶齡。

這三份遺囑是這樣的：

家事遺書

“餘國儘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餘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餘誌。此囑！”

政治遺書（總統遺囑）

“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誌，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致蘇聯遺書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閤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誌：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產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製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製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曆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於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誌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zhengfu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誌！當此與你們訣彆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為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宋慶齡眼含熱淚，把著他的手在檔案上簽名。3月11日星期三，孫中山吩咐人把他從舒適的床上移到行軍床上。3月12日星期四上午9點30分，他與世長辭了。

幾乎所有的投機者都在抓緊時間利用孫中山的逝世做文章。宋靄齡宣稱，孫中山認為孔祥熙已經成為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並且同宋慶齡建立了“永久的聯絡”；蘇聯代表宣稱，孫中山神誌清醒時曾說：“隻要俄國人還繼續幫助……”；而急於和英美搞好關係的人則肯定，孫中山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過：“不要給基督徒們帶來麻煩……”甚至遠在千裡之外的蔣介石都信誓旦旦逢人就說，孫中山屏足最後一口氣叫了一聲“蔣介石”的名字。

在這群野心勃勃的人中間，一個因為痛失亡夫和革命同誌而倍感悲傷的女人的哭聲顯得那麼真摯、哀傷和弱小。

第一次見麵的時候，他29歲，她2歲。她還是一個嬰兒，被他抱在懷裡。他開玩笑地說要做她的教父，她咿咿呀呀地學語，用純真無瑕的眼睛望著年少俊朗意氣風發的他。

再見麵的時候，他47歲，是聞名世界的革命者；她20歲，是熱血澎湃的青年。但同時，他也是一個遠離家庭，風華不再的男人，她卻如初生的蓓蕾，正儘情吐露著芬芳。年齡的差距並未阻撓他們因為革命信仰而相愛的心靈。熱戀的火焰在相差27歲的兩顆心中燃燒。

兩年後他們衝破家庭的阻撓結婚了，曆儘危險，相守十年不曾分離。但這幸福而短暫的十年晃眼一過，便是生死永隔。現在，宋慶齡才32歲，正值一朵白玫瑰怒放的年紀。但她隻能穿上遺孀的喪服，孤獨而堅強地獨自進行亡夫冇有完成的事業。

這時，還有一雙眼睛注視著她。這個人就是小慶的大姐宋靄齡。看著自己的丈夫生龍活虎地站在眾人麵前致辭，而小妹已經成了寡婦，這其中的滋味十分複雜。小靄心中這份長達十年的糾葛感情，到現在為止，終於可以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