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

到了出站口，望向外麵，高樓的玻璃幕牆把陽光切成碎片，像是晶瑩的水波，晃得她眯起眼——那光，確實不燙手，卻像無數麵鏡子，把她洗得發白的球鞋、磨起毛邊的牛仔褲、還有指甲縫裡永遠洗不淨的泥印，照得清清楚楚。

大學比縣一中大十倍。

開學第一課，老師說：“新聞人要先學會提問。”

阿妹在筆記本第一頁寫下：“如果我連自己的名字都差點被山吞掉，我該怎麼替彆人發聲？”

為了掙生活費，她照舊去食堂收盤子、去快遞公司分揀包裹、去給留學生做家教。

夜裡十二點，她蹲在宿舍走廊背英語，嗓子發啞，隱約間聽見同寢室友在電話裡撒嬌：“媽，燕京的秋天好乾，我想喝家裡的桂花羹……”那一刻，她才發現，原來“委屈”兩個字，也可以寫得這麼柔軟。

大一下學期，她選了紀錄片課。

期末作業，她扛著從係裡借來的舊攝像機，坐了二十小時硬座回到清嶺。

鏡頭裡——梁老師用竹竿當教鞭，枯瘦粗糙的大手捏著小小的粉筆頭，在黑板上寫拚音，粉筆灰落在他的白髮上，像一場遲到的雪。

孩子們的聲音傳來“阿，喔，鵝， 衣……”，聲音清脆悅耳，帶著大山的希望。

山洪沖垮的橋已經修好，太陽能路燈卻壞了兩盞，夜歸的村民隻能打手電。

族長老了，蹲在祠堂門口抽水煙，看見鏡頭，彆過臉去，悶悶的說：“女娃子，莫拍我。”

她把片子剪成十二分鐘，片名《山外還有山》。

公映那天，階梯教室坐滿了人。

燈暗下來，螢幕上的清嶺一寸寸亮起——最後，鏡頭對準夜空，壞掉的路燈突然閃了幾下，又頑強地亮了。

全場鼓掌，她的眼眶卻紅了：原來，她帶回北京的，不是山，而是讓山被看見。

大二，她用獎學金和打工攢下的錢，終於把兩千塊“謝族錢”寄回清嶺，另附一張紙條：“叔公，利息也在這裡。

從今往後，族譜可以去掉我的名字了，但請把‘許’字留給我——我得的每一分光，都會讓它亮回去。”

那年冬天，她牽頭做了“清嶺路燈計劃”——在校園發起眾籌，一塊、五塊、十塊，三個月籌到四萬七。

聯絡廠家買太陽能路燈，砍價、簽合同、盯物流。

寒假，她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