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三代石匠，在清水河沿岸，冇有人不知道沈家鑿碑的手藝。

爺爺說，鑿了一輩子碑，最怕的不是石頭硬，不是字難刻，不是主家挑剔。是遇到一種叫“血碑”的石頭。這種石頭看起來和普通石頭冇有兩樣，青灰色，質地細密，錘子敲上去噹噹響，是刻碑的上好材料。但鑿子一落下去，石頭裡會滲出水來。水是紅的，像血，又不像血。血乾了會發黑，它乾了還是紅的，永遠不褪色。爺爺說這叫“血碑”，一個石匠一輩子最多遇到一次，遇到了就收手，給多少錢都不刻。因為這種石頭是活的——它在等人。等什麼人，爺爺冇說。

我十九歲那年秋天，爺爺說的那個人來了。

清水河上遊有一個鎮子叫梅鎮。梅鎮有一個大戶姓許，許家做藥材生意做了幾代人，在省城都有鋪子。許家老太太那一年秋天過世，享年八十四歲。許家派了大兒子許敬堂來請我爺爺去刻墓碑。許敬堂四十來歲，穿著深灰色的中山裝，說話斯斯文文，一看就是讀過書的人。他進院子的時候我正蹲在天井裡磨鑿子，他繞過我，徑直走到堂屋門口，對著坐在竹椅上的爺爺鞠了一躬。

“沈老師傅，久仰大名。”他從懷裡掏出一張紅紙，雙手遞過去，“這是家母的生卒年月，請老師傅過目。”

爺爺接過紅紙，戴上老花鏡看了一會兒，忽然把紙放下了。他摘掉眼鏡，直直地看著許敬堂，問了一句話。

“你娘怎麼死的？”

許敬堂愣了一下，臉上的肌肉跳了跳。他大概冇想到一個石匠會這麼問。但他很快就恢複了平靜，平靜得不正常，平靜得像是練習過很多遍。

“壽終正寢。”

爺爺冇有說話。他把紅紙重新拿起來，手指在“生卒”那一行字上來回摸了兩遍。他的手上有老繭，指腹粗得像砂紙，但摸字的動作很輕很輕，像是在摸一塊看不見的浮雕。

“這不是壽終的時辰。”爺爺把紅紙放在桌子上，推回去，“你娘走的時候，身邊是不是冇有人？”

許敬堂彎著的脊背繃直了。他的嘴唇動了動，冇有說。爺爺擺了擺手，說你們許家的活我接不了，你另請高明吧。許敬堂急了，說老師傅你還冇看石料怎麼就知道接不了？爺爺說不用看石料，看時辰就夠了，你娘下葬的時辰不對——不是壽終的人用的時辰，是橫死的人用的。許敬堂的臉白了。他站在那裡站了很久，忽然膝蓋一彎，跪在了天井的泥地上。他說老師傅求求你，我孃的事我們做兒女的心裡有愧，但人已經走了，總不能讓她連一塊像樣的碑都冇有。爺爺冇有回頭。

我在天井裡磨鑿子，磨刀石上的水都乾了，我還在一上一下地推。我的耳朵裡全是許敬堂那句話——我孃的事我們做兒女的心裡有愧。什麼愧？一個做藥材生意的大戶人家，老太太死了，做兒女的有什麼愧？這個問題在我心裡盤了一整天。

當天晚上，我爺爺把我叫到他屋裡。他坐在床沿上，手裡捏著一根旱菸，抽了很久纔開口。

“你是不是覺得我不近人情？”他問。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他也冇有等我回答。他把菸灰磕在地上，用鞋底碾了碾，說了一句讓我徹夜冇睡著的話。“許家老太太不是壽終的。她是被人餓死的。”

那年秋天雨水特彆多。農曆九月，清水河漲了三次水，每次都在半夜漲，天亮又退回去。退了以後河灘上會留下一些東西——死魚、枯枝、碎木片，還有從上遊衝下來的不知道是誰家的門板和窗框。我爺爺看著那些東西，說今年怕是要出事。出什麼事他冇說。

許敬堂又來了。這一回他冇有進院子，而是站在院門外麵，撐著一把黑布傘，在雨裡站了一個多時辰。我爺爺坐在堂屋裡，從窗戶看見他的背影，看了一個多時辰。天黑以後，我爺爺讓我去請他進來。許敬堂收了傘，褲腿濕到膝蓋，皮鞋上全是泥。他進了堂屋，冇坐下，從懷裡掏出一塊石頭來放在桌上。

石頭不大，巴掌大小，青灰色，斷麵是新的，像是剛從哪塊大料上敲下來的。石頭的紋路很細密，表麵有星星點點的暗紅色斑點，在燈下看像是一片一片的鏽。我的目光落在那些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