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年關將至。我和丈夫、兒子圍在八仙桌邊包餃子的時候，郵遞員老張突然在樓下扯著嗓子喊：“江書瑜同誌——電話！”我拍了拍手上的麪粉，心裡犯嘀咕。這年月家裡安電話的人家少，多半是單位有急事。接過聽筒，那頭傳來一聲低沉的：“阿瑜。”隻兩個字，我握著聽筒的手就緊了。那聲音隔了七年，還是能聽出來。心裡那點說不清的滋味湧上來。我對著話筒，聲音乾巴巴的：“有事？”那頭的呼吸聲重了些：“我就在你們家屬院門口，你能出來嗎？”“有要緊事，得當麵說。”我扭頭朝傳達室窗外望去。鐵柵欄門外果然停著一輛軍綠色的吉普車，車頭靠著個人，正朝這邊張望。看著那張與我相似的臉。我皺了皺眉。我不明白，我們之間，還能有什麼重要的事？收回思緒。我冇有回答，直接掛斷了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