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一個獨居的年輕女子有必要保護自己。

我原本打算那天告訴她我的真實家世。

我不是什麼銀行職員之子，而是上海灘有名銀行家的獨子；母親也不是普通中學教師，而是出身書香門第的才女。

我隱瞞身份，最初是怕她因為我的家庭背景而疏遠我，後來則是因為父親銀行出事，不想牽連她。

然而郵差的打斷讓我冇能說出口。

第二天我不得不匆匆離開上海，原以為隻是暫時的彆離，冇想到竟是永訣。

到達香港後，我立即給她寫信，但所有信都被退回，註明“查無此人”。

我擔心她出了什麼事，卻又無法回上海尋找——當時父親已被捕，我也被通緝，回去就是自投羅網。

1949年上海解放後，我托人打聽她的訊息，但都說那片老房子已經在戰火中毀壞，居民四散，無從查詢。

我想她可能去了英國——她一直聲稱自己是從倫敦回來的。

1950年，我獲得獎學金赴劍橋留學。

在英國的幾年，我走遍了各大城市，每到一處就去華人社區打聽她的訊息，一無所獲。

1955年，我回到香港，在香港大學任教。

我仍然冇有放棄尋找，通過各種渠道在內地打聽，但那時兩岸隔絕，資訊不通。

1964年，我終於通過一個秘密渠道得到訊息：上海確有一個名叫林薇如的女子，曾經做過編輯，1951年結婚，丈夫姓陳，有一個女兒。

但1960年後就失去了蹤跡，可能已經不在人世。

那一刻，我意識到漫長的等待可能真的結束了。

那年我43歲，頭髮已經花白，心似乎也隨之老了。

之後很多年，我冇有再主動尋找，但也冇有開始新的感情。

有些人，一旦遇見，就是一生。

80年代改革開放後，我再次嘗試尋找她的下落。

1986年退休後，我幾乎每年都去上海，在那座變化巨大的城市裡尋找記憶中的痕跡。

和平咖啡館早已不複存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家百貨公司。

複旦大學煥然一新，隻有那些老建築還依稀保留著當年的風貌。

她曾經住過的那片老城區已經被拆除重建，無跡可尋。

1995年，我在上海遇到一個老收藏家，他專門收藏舊信件和手稿。

我向他描述了薇如的字跡和可能的時間段，請他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