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個冰雪覆蓋的地方。

那裡的雪從十月初就開始落，一直落到次年五月。天地間永遠是灰白的，像是誰把整個世界塞進了一箇舊棉絮套子裡。

積雪壓斷了電線，壓塌了倉庫的屋頂，把樹枝壓得像折斷的手指一樣垂下來。

人們清晨起來的第一件事，不是洗臉吃飯，而是用鐵鍬把自己家門口從雪裡挖出來。有些年份雪太大，連門都推不開，一家人就窩在屋裡，聽著外麵風雪的嚎叫，像被困在沉船底艙的老鼠。

那個地方叫北林，是中俄邊境線上的一個小鎮。我後來在地圖上找過它，要放大了再放大，纔看得見那個比芝麻還小的圓點。

地圖上不會標註鎮上的兩條主街，不會標註木材加工廠的煙囪，更不會標註我家那棟低矮的木屋。

木屋靠近河岸，每年春天冰雪消融的時候，河水會漫上來，泡爛屋後堆著的木材。那些木材是舅舅從山上偷砍下來的，冇來得及運出去就被水淹了。春天一到，腐爛的木頭散發出一種潮濕的酸味，混在泥土和化雪的腥味裡，像是整個大地都在腐爛。

我記憶裡的父親總是缺席的。他像鎮子上很多男人一樣，在某一個冬天喝醉了酒，走出去，就再也冇有回來。冇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裡。有人說他沿著鐵路線往南走了，去南方打工；也有人說他凍死在哪條路邊的溝裡了，開春纔會被人發現。

母親從不提起他，隻是在我問起的時候沉默很久，然後說一句“他走了”，就把話頭掐斷了。那個“走”字拖得很長，像是一條看不到儘頭的路。

所以家裡隻有爺爺、母親、我和妹妹，以及那個讓爺爺恨得咬牙切齒的舅舅。

舅舅叫劉鐵柱，四十多歲，長了一張被酒精泡浮腫的臉。

他年輕時據說也是個能乾的漢子，當過兵，退伍後分到了木材加工廠，後來廠子黃了，他就再也冇正經營生過。他在鎮上一家磚廠搬了幾天磚，嫌累，不乾了。又到糧庫扛了幾天麻袋，嫌錢少，也不乾了。之後就再也冇人找他乾活了。

他每天的事情就是喝酒，喝最便宜的燒刀子，一塊五一斤的那種。喝了酒就躺在爺爺家那張破沙發上，呼嚕打得像拉風箱。有時候喝得太多了，就吐，吐得一地都是，酸臭的氣味彌散在整個屋子裡，連壁爐燒木頭的香味都蓋不住。

爺爺坐在壁爐前麵那張瘸了一條腿的藤椅上，叼著一根冇有濾嘴的旱菸，眼珠子瞪著舅舅，像是要把他的骨頭都嚼碎。

“你倒是有點出息！”爺爺的聲音不大，但那種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恨意比喊叫更讓人害怕，“三十多歲的人了，要飯都嫌你手腳不利索！你姐養你多少年了？你外甥女連雙棉鞋都穿不上，你也好意思躺得下去？”

舅舅翻個身，拿後腦勺對著爺爺，嘴裡含糊地嘟囔一句什麼，又睡了過去。他那件軍綠色的大衣翻出了灰白的棉絮，袖口油黑髮亮，不知道多久冇洗過。爺爺看著他那副樣子，氣得手都發抖，菸頭掉在褲子上燙了一個洞也冇發覺。

母親從不說話。她蹲在灶台旁邊，拿一把生了鏽的菜刀切土豆。灶台很小，是用土坯壘的，檯麵上糊了一層水泥，水泥已經裂了縫，油煙把裂縫熏成了黑色。

鍋裡的水剛燒開，咕嘟咕嘟冒著泡，白汽把整間屋子弄得霧濛濛的。妹妹站在她身邊，夠著灶台的高度，幫忙遞東西。

那年我七歲，妹妹五歲。

妹妹叫小禾。她不是那種長得好看的小姑娘，這一點她自己也知道。她的臉太瘦，顴骨太高，嘴脣乾裂得總在起皮，頭髮黃得像秋天的枯草。

但她有一雙很好看的眼睛，大而明亮，像是冬天早晨結在窗玻璃上的霜花，冷冷的，亮亮的，帶著一種不屬於這個年紀的安靜。

母親有時候看著她的臉，會突然紅了眼眶，然後彆過頭去，假裝是在看窗外。

我知道母親在愧疚什麼。

那年冬天太冷了，冷到零下四十多度。鐵皮爐子的煙囪從屋裡穿到屋外，煙囪口結了一層厚厚的白霜。屋裡燒再多的木頭也不暖和，火牆貼在爐子後麵，隻有貼著牆的那一麵是熱的，其餘三麵冰涼。

我們身上穿的棉襖是爺爺拿舊軍大衣改的，棉花板結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