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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在東北一座偏遠落後的山村，家裡五口人：爹孃、兩個姐姐，再加上我。娘 18 歲嫁過來，轉年生下大姐，20 歲時二姐也降生了。那會兒正趕上計劃生育，按政策爹孃本不該再要孩子，可村裡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總覺得閨女不算能繼承家業的後人，這念頭在大夥兒心裡紮得牢牢的。

爹當時是村支書，村裡最大的官。他雖說也有這想法，可礙於身份，一直冇敢往深了想。

二姐出生兩三年後，村裡的閒言碎語漸漸多了起來。這些話傳到爺爺和外公外婆耳朵裡，四位老人立馬頂著風雪，從百裡外翻山越嶺趕來。據當時才四五歲的大姐回憶，爺爺指著娘數落，外公外婆就對著爹唸叨，罵了一陣又轉回頭去勸自家孩子。

具體說了些啥冇人清楚，不過一年後，我就啼哭著來到了這個家。後來聽人說，那會兒爹和娘都被拉去做了手術，爹的村支書也被撤了。

但我百日擺酒那天，爹、娘和四位老人個個腰桿挺直，滿臉紅光，咧著嘴笑盈盈地招呼鄉親。

我出生後，那些風言風語就冇了，爹孃在村裡人麵前也挺直了腰桿。可爹冇了公職，隻剩家裡那畝三分地，收入斷了來源，日子漸漸緊巴起來，兩人臉上的傲氣也淡了。為了養活五張嘴，爹咬咬牙離了村，外出打工，家裡就剩娘帶著我們姐弟仨。

雖說家裡隻剩娘一個女人和三個半大孩子，可爹在外打工順順噹噹，每半年回來一趟，總會帶些禮物和不少生活費。我們家又在村裡揚眉吐氣，還是全村頭一戶把泥房改成水泥房的。加上爹當村支書時攢下的威望，冇人敢欺負我們婦幼。

過了一兩年，爹帶回全村第一台彩電，調試那天，幾乎全村人都湧來了，屋裡屋外擠得滿滿噹噹。年後爹再出門，身後跟著全村的年輕漢子。這下村裡隻剩老弱婦幼，我家的聲望也到了頂點，很多時候娘說的話比村支書還好使。

我就在這樣的家裡，在這個幾乎成了 “女人村” 的地方長大。

東北自古有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