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小腹，眼淚毫無預兆地決堤。

在那個堆滿我行李的、瀰漫著黴味的樓道裡，我抱著那張冰冷的B超單，哭得像一個被整個世界徹底丟棄的孩子。

那天之後，我一個人，去了另一家小診所，簽了手術同意書。

手指抖得寫不好自己的名字。

術後第三天，身體還在流血，手機收到一條陌生號碼發來的簡訊：程野昨日攜子回國，孩子母親身份成謎，據悉並非我等所知那位。

配圖是一張模糊的機場抓拍，程野側臉冷峻，懷裡緊緊抱著一個裹在繈褓裡的嬰兒。

我盯著螢幕，突然就笑了，笑到喉嚨嘶啞，笑到眼淚大顆大顆砸在冰冷的手機螢幕上，濺開一片模糊的水光。

原來，他不是不要孩子。

他是不要我，也不要我們的孩子。

他有了新的孩子，和新的……她。

十八歲到二十二歲，四年情深，原來大夢一場。

夢醒之後，隻剩一個名字——沈星，一個人。

5我捏著那張冰冷的B超單，指尖用力到幾乎將它攥破。

樓道裡的聲控燈滅了，黑暗吞噬下來，像他決絕離開的那天。

六年了，那個蹲在樓道裡痛哭的沈星好像已經死了，又好像每一天都活在我心裡。

程野，你當年抱著彆人的孩子離開時，可曾有一秒想過，我是怎麼活下來的？

六年，兩千多個日夜。

我一個人拖著虛弱的身體離開診所，小腹的空洞和抽痛時刻提醒著我失去了什麼。

我把所有關於程野的東西——厚厚一遝合照、印著卡通圖案的情侶杯、他省吃儉用送我的那枚細細的髮卡，連同那些甜蜜的、以為能天長地久的回憶，統統扔進了垃圾站最深的桶裡。

連夜離開A市，斬斷所有共同的聯絡，換掉手機號，徹底消失在他的世界可能延伸到的任何角落。

我去了一個冇有繡球花的南方城市，應聘進一家廣告公司，從端茶倒水、被甲方罵哭的實習生做起。

我剪短了長髮，學會在應酬桌上麵不改色地喝下一杯又一杯的酒，學會在會議室裡用無懈可擊的微笑和精準的數據擊退所有質疑。

我給自己買帶院的房子，種滿院冷色調的繡球花，藍的、紫的，像他當年許諾的那樣，隻是再也不會說“我們”。

我把自己活成一把鋒利的刀，刀尖永遠向外，精準、冷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