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網還不發達，地方報紙的電子版存量很少，能找到的資訊幾乎為零。我又搜了“陳德勝”這個名字，跳出來幾個同名同姓的人，但都不是我要找的那個。

就這麼乾搜了一個多星期，什麼也冇搜到。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瘋了，為了一個包工頭酒後的吹牛連工作都快不要了。可每當我快要說服自己放棄的時候，腦子裡就會浮現那個出租車司機看到的一幕——一輛黑色桑塔納停在路口，副駕駛座上坐著一個女人。那女人是誰？是誰能讓我媽在飯桌上削蘋果的手停了一秒？是誰能讓老警察欲言又止地說出“上麵有人打過招呼”這種話？

我決定換個路子查。

我給周琴打了個電話，問她老劉說了陳德勝當年作案的具體細節冇有。周琴想了很久，說老劉當時喝多了，說得顛三倒四的，但有一件事她記得特彆清楚。老劉說陳德勝那次不是一個人乾的，車上還坐了一個人在後座，專門負責在撞人之後給陳德勝指路。

“指路？”我不解，“岔路口還需要指路？”

“不是指路，”周琴說，聲音壓得很低，生怕隔牆有耳似的，“是認人。陳德勝不認識那個騎自行車的，大晚上的看不清臉，後座那個人負責幫他確認，撞的是不是目標。”

我倒吸了一口涼氣。

摩托車後座還坐了一個人。那個人纔是關鍵，那個人認識我父親，知道他長什麼樣，知道他那天晚上會走那條路。

這麼重要的資訊，為什麼二十年前警察冇有查到？

除非——那個後座上的人，根本就不是什麼陌生人。

我媽的名字叫周敏。這是常識。

不，不對。我使勁搖了搖頭，把這個荒唐的念頭甩出去。我不能再這樣疑神疑鬼了，我需要證據，需要實實在在地查。

我翻遍了家裡所有的老相冊、舊檔案、抽屜底層的各種證件，找到了我爸當年的工作證、工會會員證、自行車執照，還有一遝泛黃的信封，裡麵裝著他和我媽年輕時候的通訊。那些信我看了一封就不敢再看第二遍了，字裡行間全是濃得化不開的情意，看得人眼睛發酸。

可我在這些舊物裡，一個字都冇有提到過那場車禍。冇有懷疑，冇有猜測，冇有任何指向性的隻言片語。就好像那場車禍真的隻是一個意外，一個無人該為此負責的悲劇。

然後我注意到了一件事。相冊的最後幾頁，夾著一張報紙的剪報。不是我爸去世的那篇報道，而是一篇更早的，日期是1999年12月，也就是車禍發生前半年。標題是：鋼鐵廠改製引發爭議，部分職工反映賬目問題。

報道裡提到，鋼鐵廠當時正在進行國企改製，一些職工對廠裡的財務情況提出了質疑，認為有人在改製過程中侵吞國有資產。報道冇有點名，隻說相關問題正在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