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起來，吹得窗框子咣噹響了一聲。

“你說什麼？”我聽見自己說。

“我男人老劉，出事之前在那個工地乾了好幾年。工地上有個包工頭，姓陳，大名叫陳德勝，大夥都叫他陳老闆。陳老闆手底下有幾十號人，不光乾工地，還乾彆的。我男人有回喝多了跟我說過一件事，說陳老闆以前年輕時候不乾工地，跟著一幫人替人辦事。怎麼個辦事法呢，就是誰出錢，他們就……”

周琴頓了頓，把紙杯捏得變了形。

“就乾什麼？”我問，聲音已經不像自己的了。

“就收拾人。把人打殘，或者……撞死。都是騎摩托車。那時候摩托車方便，往衚衕裡一鑽，換個牌照，誰也找不著。”周琴說著說著就哭了，但不是為我哭，而是為自己。“我男人說，陳老闆親口跟他吹過，說自己九幾年乾過一票大的，拿了五萬塊錢，在林城東邊那個岔路口，騎車撞死了一個騎自行車的。那個騎自行車的是個什麼廠裡的乾部，人家老婆出的錢。乾完之後陳老闆就金盆洗手了，用那筆錢當了啟動資金，乾起了工地。”

“我男人後來摔了，癱了，陳老闆不給錢，我跟他鬨過幾次。有一回他喝多了，又說起這樁事，我就記住了。後來我在家閒得冇事，翻了翻舊報紙，真找到了那篇報道。我看見死者叫林建國，跟我男人說的那個岔路口、那一年都對得上。我男人已經不省事了，說不了話了，我要不是實在撐不下去了，也不會來找你說這個。林律師，我是想，你既然是乾律師的，是不是能……幫你爸討個公道？”

我說了什麼，怎麼送走周琴的，後頭的事情我都不太記得了。好像我跟她要了陳德勝的住址和電話，又好像我坐在辦公桌前盯著那張舊報紙看了很久。照片上的父親穿著工作服，戴著安全帽，笑得很憨厚。那年他四十二歲，笑起來的時候眼角有很深的皺紋，嘴唇有點乾裂，下巴上有一顆小痣——這些細節我以前從來冇注意過，現在卻像刻在眼睛裡頭一樣，怎麼也抹不掉。

我父親是個特彆老實的人，在鋼鐵廠乾了大半輩子，從普通工人乾到財務科長，完全是靠一點一點熬出來的。他不抽菸不喝酒，唯一的愛好是下象棋，週末的時候會去人民公園跟老頭們殺幾盤。我媽老嫌他掙得少，他也不吭聲，就是嘿嘿地笑。這樣一個人，會有人花錢雇摩托車撞死他？

我媽出的錢？

這個念頭像一根針紮進我的腦子，來回地攪。不可能。周琴肯定搞錯了。她記混了。她男人是聽陳老闆吹牛吹暈了。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在我家？

可我當天晚上還是買了回林城的火車票。

林城在省城東邊，高鐵四十分鐘。我上一次回來是清明節，陪我媽去給我爸掃墓，待了一天就走了。這次回來我冇提前告訴她，下了火車直接打車去了城南的老小區。我們家住在一棟九十年代的六層樓裡，三樓的二室一廳，我媽退休以後一個人住在那裡。

我用鑰匙開了門，屋裡靜悄悄的。客廳的茶幾上放著一本翻到一半的《知音》，電視機開著，聲音調得很小，是一個賣保健品的長篇廣告。我媽在廚房裡，圍著煤氣灶不知道在燉什麼，濃鬱的排骨湯味道瀰漫在整個屋子裡。

她聽見動靜，從廚房探出頭來，看見是我，愣了一下，然後笑了：“你這孩子，回來也不打個電話。”

“想給你個驚喜。”我說。

她笑得更開了，眼角露出深深的皺紋。我媽今年五十九，但看著比實際年齡要老。頭髮白了大半，腰也彎了，手上全是老年斑和乾活留下的繭子。這些年她一個人扛著這個家，送完我上學又去超市打工，後來又去飯店洗碗，什麼都乾過。我參加工作以後第一件事就是給她辦了一張銀行卡，每個月往裡打三千塊錢，讓她彆再去打工了。她把錢都攢著，說是給我娶媳婦用。

我跟她在廚房裡說了一會兒家常，什麼七大姑八大姨的事，什麼菜價又漲了，鄰居張阿姨的兒子考上研究生了。我陪她吃了飯，洗了碗，然後坐在沙發上，裝作不經意地問了一句：“媽，我爸當年出事的那個案子，後來還有冇有什麼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