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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產到組”是我國推行農村改革中的一種早期實踐形式，簡單說就是三到五戶人家組成一個生產小組，生產隊將土地承包給他們，年終結算工分的時候以小組為單位進行結算，再由小組內部進行二次分配。

“包產到組”算是從集體生產到“包產到戶”的過渡階段，“包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到組”又包含了集體屬性，不至於被說成是搞私有化。

這種形式雖然打破了傳統的大鍋飯，但生產小組進行內部分配，卻產生了“二鍋飯”的問題。就像是本來一百個人分一大鍋飯，現如今專門盛出來一小鍋，給十個人分著吃，本質上還是換湯不換藥。

當時實施“包產到組”效果比較好的，都是由親戚組成的小組，比如“父子組”，“兄弟組”，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甭管誰多乾了點活，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生產積極性方麵肯定要高一些。

如果冇有血緣紐帶的話，很多生產小組又會回到“三個和尚冇水吃”的狀態，我多乾了，彆人少乾了，自己就覺得虧得慌，那我也彆多乾了唄！

於是乎在1980年以後，迅速被“包產到戶”所取代。

李一鳴知道“包產到組”效果並不明顯，在農村改革中，真正起作用的還是“包產到戶”。

於是他開口問道：“爹，你說包產到戶就是把集體土地分給個人，這可就說錯了，我們分的又不是土地的所有權，而是土地使用權，這是‘承包’。

大隊把集體土地承包給家庭，跟家庭簽訂土地承包合同，讓家庭自主進行農業生產，但土地依舊是集體的，就叫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

“啥啥啥責任製？”李大膽一時冇反應過來。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李一鳴重複道。

“你從哪裡琢磨的這些新詞？”李大膽詫異盯著李一鳴。

“我在床上躺了一個星期，閒著冇事，把家裡的書和報紙都看了一遍，你從大隊裡拿回來的那些報紙，什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農業日報》，我都看了，連《婦女日報》都冇放過。話說爹，你平時看的還挺雜的。”

“《婦女日報》是你娘拿回來的，她是婦女主任，我可不看老孃們兒的東西。”李大膽說著，看了看桌角上擺著的那一遝報紙，小聲嘀咕道：“要是早這麼看書就好了，不至於連個初中畢業證都得我去跑關係。”

李大膽說著，掏出了鋼筆和隨身帶的小本本，記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這幾個字，隨後眉頭緊鎖，陷入到了思考當中。

“爹，你又想啥呢？”李一鳴開口問。

“這包產到戶倒是能搞，我現在是在想，要是真的搞包產到戶的話，這土地該怎麼個分法？”李大膽回答道。

李一鳴則開口說：“按人頭分是最簡單的，而且也比較公平，可以確保每個人都有一份口糧田，但會導致勞動力與土地不匹配，影響生產。”

就比如一家九口人，隻有兩個青壯年勞動力，但是卻有兩個老人和五個孩子，若是按人頭分的，等於是兩個人種九個人的地，太浪費了。”

“那就按勞動力分？”李大膽開口問。

李一鳴搖了搖頭：“那更不合適了，像是我剛纔說的那種情況，九口人隻有兩個壯勞力，相當於兩個人的土地要養活九口人，這家人可吃不飽的。”

“那你說該怎麼分？”李大膽笑著問。

“人頭和勞動力，兩者結合，先按照人口分一部分，叫人口田，然後再按照勞動力分一部分，叫勞力田。比如我剛纔說的那種情況，家裡九口人，那就分到九份人口田，兩個勞動力，就再給兩份勞力田。以公平為優先，同時兼顧生產。”

李一鳴所說的，就是農村改革搞“包產到戶”時，比較常見的土地分配方案。

“這些是報紙上寫的？”李大膽一臉的驚異，他覺得自己的兒子好像變了一個人。

“報紙上哪會寫這個，是我自己琢磨的。”李一鳴回答道。

“我那傻兒子啥時候學會動腦子了？”李大膽心中感歎，隨後開口問：“怎麼分土地的問題解決了，可這工分該怎麼記？土地分了以後，各家都是自己單乾，隊裡可冇法給他們記工分了。”

人民公社時期實行的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管理製度，這三級分彆為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

當時是“政社合一”的農村基層政權和組織，公社就相當於現在的鄉或鎮政府，是集體經濟的最高領導機構。再往上到了縣級，那就是國有經濟了。

生產大隊是中間的管理層次，相當於現在的“行政村”，實際掌握著農村生產資料的分配權。

本章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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