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再次睜開眼睛的時候，我看到的是白色的天花板和輸液管。

消毒水的氣味鑽進鼻腔，刺得我眼眶發酸。

我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旁邊坐著一個穿著正裝的中年女人。

她注意到我醒了，放下手裡的檔案，朝我微微一笑：

"你醒了。我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姓周。"

我想說話，喉嚨卻乾得發不出聲音。

周女士倒了杯水遞給我，等我喝完才繼續說：

"你已經昏迷了整整兩天。腿上的傷口嚴重感染，再晚幾個小時就可能截肢。"

我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腿，厚厚的紗布纏著，隱隱有血跡滲出來。

"園區……"我啞著嗓子問。

"警方已經介入調查了。"

周女士說：

"林昭陽和他的手下正在被通緝，你是重要的證人。"

我點點頭，沉默了很久。

然後我問了一個一直壓在心底的問題：

"我懷孕了嗎？"

周女士愣了一下，翻看床頭的病曆夾。

她的目光在某一頁上停留了幾秒，然後輕輕搖了搖頭：

"體檢報告顯示你冇有懷孕，各項指標都正常。"

我怔怔地看著天花板，腦海中一片空白。

冇有懷孕。

那個陪伴了我一路的稚嫩童聲，根本不存在。

鑒於我說過的話，第二天大使館請了一個心理醫生來給我做評估。

她姓林，戴著一副金絲眼鏡，說話的聲音很溫柔。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了她。

胎兒的聲音，爸爸的聲音，還有它們互相矛盾的指引。

林醫生聽完之後，沉默了很久。

然後她說：

"在極端的壓力和創傷下，人的大腦會產生各種幻覺來幫助自己應對危機。"

她看著我，目光裡有心疼：

"你聽到的胎兒心聲和爸爸的托夢，都是你自己在恐懼中分裂出來的兩個人格。"

"一個代表你想要依賴熟悉之人的本能，另一個代表你內心深處對那段感情殘存的不信任和警覺。"

"這兩個聲音互相對抗，本質上是你自己內心的掙紮被外化成了具體的形象。"

我低下頭，盯著自己纏滿繃帶的手指。

"那我做的那些選擇。聽孩子的還是聽爸爸的，到底哪個是對的？"

林醫生看著我，認真地說：

"你活下來了，這就是答案。"

她頓了頓，繼續說：

"而且你最後一次做選擇的時候，誰的話都冇有聽，是你自己決定走進大使館的。"

"從那一刻起，你已經不需要任何聲音來替你做決定了。"

我低下頭，眼淚終於落了下來。

三週後，我登上了回國的飛機。

窗外的雲層像棉花一樣潔白，陽光透過舷窗灑在我的手背上。

舷窗的倒影裡，我的臉上還有冇褪去的傷痕。

但我的人生會重新走上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