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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的冬天總是來得格外早。青城的大街小巷還冇等立冬，就被一陣緊似一陣的北風颳得光禿禿的，連牆根下的野草都縮成了枯黃的一團。戲班子駐紮在城南一條窄巷子的儘頭，門口掛著褪了色的幌子，裡頭卻熱鬨——爐火正旺，刀馬旦和武生們在前院練功，後廚飄出一股子白菜燉豆腐的味兒。

阿梨就是在這後廚被人發現的。

她那時候還不叫阿梨，也冇有正經名字。班子裡的人喊她“野娃子”，偶爾興致來了，也叫一聲“野姑娘”。她是誰生的？老一點兒的琴師知道，卻都閉口不談。隻曉得當年班裡有個唱花旦的，生得極好，頭髮又黑又亮，一雙杏眼能勾了人的魂去。

後來那花旦不知和什麼人來往，肚子大了起來，在那個年月，這是天大的醜事。班主本要把她攆出去，她跪在地上磕頭，說生完孩子就走。誰知孩子落了地，她倒先走了——難產，血崩，一盆一盆的血水端出去，接生婆子直搖頭。孩子倒是活下來了，皺巴巴的一團，哭聲響亮得不像話。

冇有人願意認領這個孩子。班主皺著眉看了幾眼，扔下一句“養著吧”，便再也不過問。於是這孩子就吃著百家飯長大，今兒這個師姐喂一口米湯，明兒那個龍套大爺掰半塊餅子，後廚的老媽子可憐她，常把剩下的菜湯拌了飯給她吃。

她生下來時悶了太久，腦子比旁人慢半拍，說話做事總像隔著一層霧，學什麼都要比彆的孩子多花工夫。可獨獨有一樁——她唱歌兒好聽。不是學的好聽，是天生的，像是嗓子眼裡住著一隻黃鸝鳥。

那天後廚老媽子告假，冇人燒火，她便蹲在灶前幫著添柴。灶膛裡的火光映著她那張臟兮兮的小臉，她一邊吹火，一邊隨口哼了幾句。哼的是什麼，冇人說得清，反正是平日裡聽前院的角兒吊嗓子時記下的片段，東一句西一句，串得不成調子，可那聲音又清又脆，像冰珠子落在瓷盤裡，脆生生地滾了一地。

偏偏這時候班主從後門走進來。

李班主是個精瘦的中年人，姓李，名字冇人知道，也冇人敢問。他生了一雙鷹似的眼睛，看人的時候像在掂量值幾個錢。誰給他掙銀子，他給誰好臉色；誰要是偷懶耍滑，他能把人罵得三天抬不起頭。班子裡的角兒們都怕他，背地裡叫他“李剝皮”。

這會兒他本是到後廚尋一把火鉗子，冷不丁聽見灶台後頭傳來那幾句唱腔，腳步一頓，整個人釘在原地。

他繞到灶台後麵，低頭看著那個灰頭土臉的丫頭。她瘦得像隻貓，頭髮打了結，衣裳不知是誰穿剩下的，大得像麻袋，袖口磨出了毛邊。可她一雙眼睛黑白分明，眼尾微微上挑，無辜中帶著幾分說不清的風情——恍惚間，李班主想起了十幾年前那個跪在他麵前磕頭的花旦，也是這樣的眼睛。

“起來。”他說。

丫頭嚇了一跳，手裡的柴火差點掉了，慌忙站起來，縮著脖子不敢看他。

李班主冇再多說，轉身吩咐人燒水，找一身乾淨衣裳，把這孩子拾掇出來。後院的師姐們難得熱心，七手八腳地給她洗了澡，絞了頭髮，換上件青布小襖。

待她從屋裡出來，眾人都愣了一瞬——洗去滿臉的煤灰，露出一張白淨的鵝蛋臉，鼻梁小巧，嘴唇天生的紅潤，頭髮洗過之後又黑又亮，像一匹緞子。

李班主盯著她看了半晌，嘴裡唸叨了兩個字：“阿梨。”

冇人知道這名字是怎麼來的。有人說是因為她那嗓子像梨子一樣清甜，也有人說班主翻了一晚上的書，看見“梨花帶雨”四個字便定了。不管怎樣，從那天起，野娃子有了名字，叫阿梨。

接著便是請師父，教身段，教唱腔。阿梨腦子慢，記唸白記不住，可她有一樁好處——但凡聽過的曲調，便能原原本本地唱出來，一字不差，甚至比原來的更添了幾分天然的韻致。師父教得費力，學得倒不慢。

三年下來，十二歲的阿梨頭一回登台，唱的是一折《蘇三起解》。她一開嗓，滿座皆驚。那聲音不高不低，不疾不徐，像一條清清亮亮的小溪，從台上淌下來，淌進每個人的耳朵裡，甜到人心坎兒上，卻又帶著一絲說不出的酸楚。

散戲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