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話語建構的曆史溯源：從原始巫術到倫理哲學

在新石器時代的墓葬遺址中，玉琮等禮器與日用陶器的分野已揭示出早期人類對價值秩序的初步建構。良渚文化的玉琮以

天圓地方

的形製溝通神俗兩界，其象征的精神價值遠超實用功能，恰似後世

仁義值千金

的隱喻

——

當原始先民將玉器從普通石器中剝離，賦予其通神的神聖性時，已在無意識中完成了

精神價值超越物質價值

的認知革命。這種價值排序在商周甲骨文中得到文字學印證：

字從

從

以祭祀用的羊象征超越個體的神聖價值，而

字最早寫作

從

從

暗示金屬貨幣的工具屬性。

《周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

與

聖人之大寶曰位

的論斷，看似肯定物質價值，實則隱含著

以位守義

的價值秩序。這種義利觀在《尚書洪範》

中具體化：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糧食（食）與貨幣（貨）雖居前兩位，卻需通過祭祀（祀）、倫理（司徒）、法律（司寇）等精神性製度加以統攝，形成

以義製利

的早期治理哲學。春秋時期的管仲雖提出

倉廩實而知禮節，卻在《管子牧民》中強調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將物質基礎與精神價值置於動態平衡的係統中。

儒家學派則完成了義利之辨的哲學建構。孔子在《論語裡仁》中提出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以人格類型劃分確立價值等級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論語》中

字出現

11

次，多與

對舉，而

字出現

24

次，常與

禮

聯動，形成

仁

—

義

—

禮

的價值鏈條。孟子見梁惠王時

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的論斷，看似極端，實則是對戰國時期

上下交征利

社會危機的矯枉過正。這種話語策略在《孟子》文字中形成

義

的語義霸權，卻為後世留下

義利對立

的詮釋空間。

二、倫理實踐的多維鏡像：從士大夫精神到市井倫理

漢代以降，義利之辨

成為士大夫階層的精神試金石。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為朱家、郭解等

立傳，其

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

的描述，構建了民間社會的俠義倫理範式。這種倫理在唐代傳奇中演變為《紅線傳》《聶隱娘》的形象，將

的內涵從江湖救急拓展到家國責任。值得關注的是，唐代長安西市的

作為早期金融機構，既經營貨幣借貸，又設立

賑災，體現了商業資本與倫理責任的製度性融合。

宋明理學對義利之辨的哲學化重構，深刻影響了近世價值觀。朱熹在《四書章句集註》中提出

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將義利之辨提升到

天理

—

人慾

的本體論高度。這種二元對立在王陽明

心即理

的命題中得到調和：《傳習錄》記載王陽明處理南贛匪患時，既推行

十家牌法

強化基層治理（利），又興辦

傳播禮教（義），展現了

義利統一

的實踐智慧。晚明思想家李贄在《焚書答耿中丞》中批判

陽為道學，陰為富貴

的虛偽性，提出

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試圖在物質**中重建義的根基，預示著傳統義利觀的現代轉型。

市井文化中的義利敘事呈現出多元麵相。《水滸傳》智取生辰綱

的情節中，晁蓋等人打著

替天行道

旗號劫取不義之財，將

解構為江湖道德對官方秩序的替代性正義。這種敘事在《三言二拍》中演變為

施潤澤灘闕遇友

的故事：小商人施複拾金不昧（義），最終獲得商業成功（利），構建了

以義致利

的市民倫理。清代晉商創設的

製度，其

忠信為本

的經營理念與

彙通天下

的商業目標相互支撐，在平遙日升昌票號的楹聯

輕重權衡千金日利，中西彙兌一紙風行

中，義利之辨轉化為商業倫理的實踐智慧。

三、現代性衝擊下的價值解構與重構

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衝擊，使傳統義利觀遭遇空前挑戰。嚴複翻譯《國富論》時，刻意用

譯

justice，試圖在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中尋找與傳統義利觀的對話介麵。梁啟超在《新民說論私德》中提出

合公私之德而無所偏，將西方個人主義與儒家

的概念嫁接，開啟了義利觀的現代詮釋路徑。值得關注的是，張謇等近代實業家踐行

棉鐵主義（利）的同時，創辦南通博物苑、師範學校（義），創造了

實業救國

的義利統一範式。

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義利之辨被納入階級話語體係。**在《為人民服務》中提出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的道德理想，將

昇華為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精神。這種價值觀在計劃經濟時代的

學雷鋒

運動中具象化，形成獨特的道德實踐形態。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經濟體製確立，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的政策導向引發新的義利之思。1987

年

全國十大傑出企業家

評選中，馬勝利等改革者既追求企業效益（利），又強調

承包為本，信譽是金（義），標誌著傳統義利觀在現代商業語境中的創造性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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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社會的物質主義浪潮，使

錢財如糞土

的古訓麵臨解構危機。大數據統計顯示，中國奢侈品消費額從

2000

年的

20

億美元激增至

2023

年的

630

億美元，折射出部分群體的價值排序失衡。但與此同時，希望工程

螞蟻森林

等現代公益模式的興起，又展現出新型義利觀的生長：互聯網平台將個體消費行為（利）轉化為公益捐贈（義），實現了物質價值與精神價值的數字化融合。這種轉變在杭州

城市大腦

的智慧治理中尤為顯著：通過交通數據優化（利）節省的社會成本，被用於老年人智慧設備培訓（義），構建了技術時代的義利共生範式。

四、全球化時代的價值對話：從文明衝突到倫理共識

在亨廷頓

文明衝突論

的語境下，傳統義利觀成為中國參與全球倫理建構的重要文化資源。2013

年啟動的

絲綢之路經濟帶

建設，在哈薩克斯坦紮納塔斯風電場項目中，中企不僅投資建設電站（利），還捐建當地醫院、學校（義），實踐著

義利並舉，以義為先

的新型國際合作理念。這種理念在《全球發展倡議落實進展報告》中昇華為

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的全球倫理，將中國傳統義利觀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對接。

比較倫理學的視角揭示出義利之辨的人類共性。與儒家

義以為上

形成跨文明呼應的是，印度《薄伽梵歌》提出

無慾而有為

的業力倫理，強調行動本身的道德價值超越功利計較；古希臘亞裡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區分

工具善

與

目的善，認為幸福（eudaimonia）作為最高目的善，需通過德性（arete）的實踐達成。這些不同文明的價值思考，在

人類命運共同體

理念中實現創造性轉化：2024

年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的

義利共享基金

機製，將跨國企業的利潤分成（利）與發展中國家疫苗普及（義）綁定，創造了全球化時代的義利統一新範式。

站在人工智慧與量子計算的文明新起點，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

的古老智慧獲得了新的詮釋維度。當區塊鏈技術實現公益捐贈的全程溯源（利的透明化），當

ChatGPT

被用於倫理困境的輔助決策（義的技術化），人類正在創造超越傳統義利二分的認知工具。但正如阿西莫夫

機器人三定律

所揭示的，技術理性永遠需要倫理價值的引領

——

這恰是傳統義利之辨在數字時代的終極啟示：物質財富的積累（利）如同土壤中的養分，唯有通過倫理價值（義）的光合作用，才能生長出文明的參天大樹。這種對義利關係的生態化理解，或許正是破解現代性困境的關鍵密鑰

——

不是非此即彼的價值抉擇，而是如《周易繫辭》所言

一陰一陽之謂道

的動態平衡，在物質與精神的辯證運動中，書寫人類文明的新篇章。

從良渚玉琮到數字人民幣，從儒家講堂到元宇宙倫理實驗室，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

的千年低語，始終在提醒人類：真正的財富，是讓每個靈魂都能在義的陽光下自由生長；真正的文明，是讓物質的溪流永遠奔湧在倫理的河道之中。這種對價值秩序的永恒追求，既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更是人類文明共同的精神原鄉。當我們在人工智慧的清晨回望曆史，會發現那些在黃土中閃耀的玉琮，那些在典籍中燃燒的

字，早已為我們照亮了通往未來的道路

——

一條讓錢財成為文明基石，讓仁義成為星空座標的永恒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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