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了。”劉芳說，“在他調去總廠之後的第一個週五。那天晚上他不在，我一個人在宿舍。我把那條黑裙子從衣櫃裡翻出來，走到宿舍後麵的垃圾桶旁邊，用打火機點。燒到一半的時候老常從傳達室那邊喊了一聲誰在燒東西。

我把火踩滅了，剩下的一小塊黑布塞進口袋拿回宿舍。現在還在我抽屜最裡麵。每次週五去二樓之前，我就拿出來看一眼。然後放回去。”

“提醒自己？”

“不是。是記住。記住我是一條裙子被他看上的。不是人。”

劉星從桌上拿起茶杯，空的。他把杯子放下。“你抽屜裡除了那塊黑布，還有什麼？”

劉芳的手指在膝蓋上停住了。“還有幾張照片。不是他拍的那種。是我兒子的。我兒子七歲，在縣城上小學。周國強給他辦了入學名額。

他說那所小學多少人花錢都進不去，他一個電話就搞定了。我當時跪在地上謝他。跪著。他讓我站起來。他說小芳你不用跪，你陪我一次，入學名額頂一個學期。你兒子讀到六年級，正好可以陪我六年。六年之後你自己看著辦。”

“你兒子知道嗎？”

“不知道。他隻知道他爸爸在很遠的地方上班，媽媽在廠裡管采購。每週五晚上我把他送到我姐家過夜，週六早上接回來。他問我為什麼每週五都要把他送走。我說媽媽加班。他說你加班為什麼不直接在廠裡睡。我說廠裡冇地方。他問那你在哪裡睡。我說辦公室。他說好。他信了。他今年10歲，信了五年。”

“你打算什麼時候告訴他？”

“等他長大。等他成年。等他不會因為這事恨我的時候。但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恨我。我自己恨了自己五年了。”她把薄紗睡衣的領口攏了攏，“今天下午周國強打電話的時候，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你兒子在縣一小讀得挺好的吧，三年級二班，班主任姓吳。他連班主任姓什麼都知道。他用這種方式提醒我——你在廠裡跟我作對，你兒子在縣城的學校我隨時能知道他的事。他不用乾什麼，知道就夠了。我懂他的意思。五年了，他的每句話什麼意思我全都懂。”

“他手裡有一本自己的賬本。不是陳主任那本，不是錢主管那本，也不是王桂蘭做的那套正式賬。是他自己記的。黑色硬皮本，邊角磨破了，用透明膠粘著。

他記的時候用鋼筆，寫完晾乾了才合上。裡麵記了所有人——誰拿了多少錢、誰什麼時候去的二樓、誰有把柄在他手裡、誰的孩子在哪個學校。我兒子的名字也在上麵，旁邊寫著縣一小三年級二班。還寫著：劉芳，黑裙。”

“賬本在哪兒？”

“不知道。他不讓我看。去年冬天我去他辦公室彙報采購，他忘了合上。我瞟了一眼看見自己的名字，旁邊寫了幾個字。他管那本賬叫人事檔案。他說財務有王桂蘭的賬，人事有他的賬。”

她站起來，光著腳站在水泥地上。薄紗睡衣的裙襬在膝蓋處輕輕晃動。

“這五年他每個週五都打電話。不管他在總廠還是在外地出差，電話一定準時。他打電話不是為了說事，是為了讓我記住——你週五晚上的時間是我的。

你坐在床邊的姿勢是我的。你躺在深藍色床單上看著鬧鐘的樣子是我的。全部是我的。你下班之後不屬於你自己。你是我周國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