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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鐘樓上——夜記之二

也還是我在廈門的時候，柏生從廣州來，告訴我說，愛而君也在那裡了。大概是來尋求新的生命的罷，曾經寫了一封長信給委員，說明自己的過去和將來的誌望。

“你知道有一個叫愛而的麼？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我冇有看完。其實，這種文學家的樣子，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員對柏生說。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訴了愛而，愛而跳起來道：

“怎麼？……怎麼說我是反革命的呢？！”

廈門還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開在山中，黃的花——不知道叫什麼名字——開在樓下。我在用花剛石牆包圍著的樓屋裡聽到這小小的故事，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正經的臉，愛而的活潑中帶著沉悶的年青的臉，便一齊在眼前出現，又彷彿如見當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麵前，愛而跳了起來，——我不禁從窗隙間望著遠天失笑了。

但同時也記起了蘇俄曾經有名的詩人，《十二個》的作者勃洛克的話來：

“**不妨礙做詩，但於覺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卻有妨礙。大作家者，是感覺自己一切創作的核心，在自己裡麵保持著規律的。”

**和詩，革命和長信，真有這樣地不相容麼？我想。

以上是那時的我想。這時我又想，在這裡有插入幾句聲明的必要：

我不過說是變革和文藝之不相容，並非在暗示那時的廣州政府是共產政府或委員是**。這些事我一點不知道。隻有若乾已經“正法”的人們，至今不聽見有人鳴冤或冤鬼訴苦，想來一定是真的**罷。至於有一些，則一時雖然從一方麵得了這樣的諡號，但後來兩方相見，杯酒言歡，就明白先前都是誤解，其實是本來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畢，於是放心回到本題。卻說愛而君不久也給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經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長，大約還有被冤為“反革命”的餘痛罷。但又發出牢騷來：一，給他坐在飯鍋旁邊，無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風琴，一個漠不相識的女郎來送給他一包點心，就弄得他神經過敏，以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潑，不禁“感慨係之矣”了。

關於時，我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然而終於冇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廣東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裡，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愛吃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頭的，完全失卻了本味。汕頭的一種較大，卻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傳楊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讚同，這是我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績。

在鐘樓上的。這是我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寫一點東西，聲明我雖不呐喊，卻正在辯論和開會，有時一天隻吃一頓飯，有時隻吃一條魚，也還未失掉了勇氣。《在鐘樓上》就是豫定的題目。然而一則還是因為辯論和開會，二則因為篇首引有拉狄克的兩句話，另外又引起了我許多雜亂的感想，很想說出，終於反而擱下了。那兩句話是：

“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

但拉狄克的話，是為了葉遂寧和梭波裡的自殺而發的。他那一篇《無家可歸的藝術家》譯載在一種期刊上時，曾經使我發生過暫時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佈告上的空談。但葉遂寧和梭波裡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輓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沉冇，證明著革命的前行。他們到底並不是旁觀者。

但我初到廣州的時候，有時確也感到一點小康。前幾年在北方，常常看見迫壓黨人，看見捕殺青年，到那裡可都看不見了。後來才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的現象，然而在夢中時是委實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鐘樓上》，文字也許不如此。無奈已經到了現在，又經過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實，純然的那時的心情，實在無從追躡了。現在就隻好是這樣罷。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語絲》第四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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