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頭兒，粗短身材，四十來歲，手粗得像砂紙，笑起來一臉褶子，說話甕聲甕氣。他在人群裡掃了一圈，手指頭最後點到了我。

“這個，看著機靈。”

旁邊有個小子不服氣，說他有經驗。老週迴頭看了他一眼：“我要冇經驗的，好教。”

就這一句話，我的命改了。

工地上的日子，一開始真不是人過的。

第一天搬磚，我的手套磨破了四個洞，手心全是血泡。晚上回到工棚，我拿針把血泡挑了，疼得齜牙咧嘴。旁邊的工友在打牌罵娘，聲音大得能把房頂掀了，我捂著耳朵，想家想得睡不著。

老周是個好人。他不打牌，不貪杯，活乾得細，帶人也耐煩。他教我怎麼看水平尺，怎麼調砂漿，怎麼切磚不崩角。我年紀小學得快，兩年不到，他手裡那些活兒我全能上手。

老周端著個大茶缸子，喝了一口茶葉水，說：“潮生，你小子是吃這碗飯的料。可惜冇唸書，唸了你比誰都有出息。”

我笑了笑冇說啥。心裡想的是，我不用唸書，我也能有出息。

兩年後，老周把我推薦給項目部。老闆看我活兒利索，說話清楚，讓我試著帶一個班組，獨立承包一棟商品樓的貼磚和內牆粉刷。

那年我十九歲，手底下七個人，乾的第一個工程，三個月完工驗收，一次通過。老闆多給了兩千塊的紅包，拍著我的肩膀說：“小陳，你小子行啊，有前途。”

我把紅包揣進兜裡，給我媽打了個電話。公用電話亭裡，我媽的聲音從聽筒裡傳過來，帶著笑。

“媽，我掙錢了。過年給你們買新衣服。”

我媽在電話那頭笑了好一會兒，說：“彆亂花錢，攢著，攢著。”

那年過年，我給我媽買了一件紅色的羽絨服，給我爸買了一台二十一寸的長虹彩電。

我爸摸著彩電的包裝箱，手抖得停不下來。他蹲在那兒，摸了得有半根菸的工夫，嘴裡翻來覆去就一句話：“我兒出息了……我兒出息了……”

我媽在旁邊抹眼淚，笑著罵他：“老東西，冇見過電視似的。”

那個年，是我們家過得最好的一年。大年三十晚上，我爸把電視搬到堂屋正中央，把全村的鄰居都喊來看春晚。他紅著臉，到處給人遞煙，好像電視是他自己掙來的。

那一刻，我覺得那棟三層小樓，就在眼前了。

可是天不遂人願。

第二年剛入秋，建築行業就開始下行了。工地的活越來越少，開發商的款越來越難要。我帶著班組乾完最後一個工程，給老闆打電話，那邊永遠在通話中。去項目部堵人，大門緊閉，門口貼著一張蓋了紅章的通知，大意是資金週轉困難，尾款分批支付。

分批支付，我後來才知道，這四個字的意思是，你等著吧。

工人們跟著我乾了大半年，到了年底，眼巴巴地等著發工資回家。我咬著牙，給他們每個人把錢算清楚，一分不差。冇錢怎麼辦？借。我找老周借了三萬，找同鄉借了兩萬，又去信用社貸了五萬。

不夠。

這七個工人的工資，加上材料商的尾款，攏共十七萬多。

我站在信用社門口，看著手裡那遝借條，天靈蓋發涼。

後來是我爸打電話來，我才知道，我媽把陪嫁的金鐲子賣了。那鐲子傳了三代人，她戴了四十多年，手腕上被磨得發亮的那一塊，顏色跟彆的不一樣。我爸把存了十年的養老錢取了出來，用報紙包著，寄給了我。

我把那些錢捧在手裡，一遝一遝的，全是一塊兩塊、十塊二十塊攢出來的。

那天晚上工棚裡的人都走完了，我一個人坐在那兒，水泥地麵上落了一層灰。我看著那遝錢，眼前全是我爸佝僂的背，和我媽戴著金鐲子的那隻手，她逢人就亮出來，說這是祖上傳下來的。

現在冇了，全冇了。

我忽然抬手抽了自己一個嘴巴。

然後又抽了一個。

抽了得有二三十個，抽到嘴角出血，抽到手發麻。

這時候手機響了。是我爸。

“潮生，錢夠不？不夠爸再想想辦法。”

“夠了爸，夠了。”我聲音啞得不像自己的。

他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

“夠了就好。錢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