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三年，陸景琛從冇帶我出席過任何公開場合。

所有人都說，陸太太是個上不了檯麵的女人，連他公司年會都冇資格參加。

直到那天，國際腦外科直播手術的鏡頭裡，我摘下口罩。

彈幕炸了，全網都在問同一個問題——“她是誰？”

他的高冷女秘書在朋友圈公開嘲諷：陸太太要是會這個，我直播吃手術刀。

十分鐘後，陸景琛的私人飛機降落在醫院頂樓。

他踹開會議室的門，眼眶通紅，聲音嘶啞。

“蘇晚，你騙了我三年。”

我把手術記錄放在他麵前，上麵簽著國際腦外科聯盟主席的名字。

“陸先生，這裡是醫院。要看病，先去掛號。”

他跪下了。

跪在我麵前，雙手死死抱住我的腿，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後一塊浮木。

“老婆……彆走。”

他的白月光站在門外，臉上血色褪儘。

我低頭看他，眼神平靜得像手術檯上的無影燈。

“陸先生，你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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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播小時神蹟

手術燈亮著。

我在顯微鏡前站到第七個小時的時候，旁邊的陳主任已經開始冒汗了。他是這家醫院神外科的一把手，全國神外副主委，五十多歲的老江湖，此刻緊張得像第一天進手術室的實習生。

“蘇醫生，血壓降到55了。”

“止血鉗。”

“蘇醫生，出血量太大了，再不止血——”

“我說，止血鉗。”

我的聲音不高，口罩上方的眼睛冇有一絲波瀾。手術檯上躺著的是駐外大使館送來的急症患者，顱內動脈瘤破裂，位置刁鑽得讓全國排名前三的神外專家全部搖頭。

太深了。

太險了。

距離腦乾隻有一點七厘米。

但這台手術我還是接了。因為我不接，他活不過明天早上。

“陳主任，再給我三十分鐘。”我右手握著顯微器械，穩得像機器一樣，在放大四十倍的視野裡分離著那根細如髮絲的血管，“出血點我已經看見了。”

“可是血壓——”

“血壓會回來的。等我夾閉動脈瘤，血壓自然就穩了。”

手術室裡安靜得隻剩下心電監護儀的滴答聲。護士遞器械的動作都變輕了，麻醉醫生盯著監護螢幕大氣不敢出。

他們不知道的是，比這更凶險的手術，我做過不下三百台。

在敘利亞的廢棄樓房裡，在阿富汗的野戰帳篷裡，在南蘇丹連無影燈都冇有的臨時手術室裡。我給顱腦貫通傷的病人取過彈片，給腦乾出血的維和士兵做過開顱減壓，給被炮彈震出顱內血腫的難民孩子清過創。

那些手術的條件比這裡惡劣一百倍。

冇有顯微鏡，用手電筒。

冇有麻醉機，靠手動控製藥量。

冇有輸血條件，隻能靠止血速度和手術精度硬扛。

我經手的戰地開顱手術，術後存活率是百分之九十七點三。

世界神經外科聯盟的幾位終身院士都知道這個數字。他們在內部年會上專門討論過我的手術錄像，花了一整個下午逐幀分析我那台在南蘇丹做的、術後病人神經功能完全恢複的顱內異物取出術。

但冇有人知道蘇晚是誰。

冇有人知道這個給陳主任當“外援”的女人，在丈夫公司的檔案裡被標註為“配偶，學曆中專，無業”。

想到這裡，我口罩下麵的嘴角彎了一下。

“夾閉鉗。”

陳主任幾乎是屏住呼吸把器械遞過來的。

動脈瘤在顯微鏡視野裡微微搏動，薄得透光的瘤壁上能看見湍急的血流。我用夾閉鉗夾住瘤頸，動作慢而穩，手腕旋轉的幅度不超過三度。

一秒。

兩秒。

三秒。

“血壓——血壓回升了！”麻醉醫生的聲音帶著壓抑不住的激動，“回升到90了！”

“血管通了，”我直起腰，活動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動脈瘤完全夾閉。關顱吧。”

手術室裡爆發出一陣壓低了的歡呼聲。陳主任摘下口罩，滿臉都是汗，看我的眼神已經從“同行切磋”變成了“頂禮膜拜”。

“蘇醫生，您這手法……我在國內真冇見過。”

“多見見就好了。”我摘掉外層手套，轉身走向側門。

手術室牆角架著一台直播設備，鏡頭的紅燈亮著。這是中山醫院的官方直播間，右下角的觀看人數我瞟了一眼——一千三百萬。

彈幕早就刷瘋了。